祈连山下的故事
刘业农 著
目录
带给我“原罪”的家庭…………………………………………………………… 1
走进一座高高的书山………………………………………………………………4
剥去青衫入逆籍……………………………………………………………………8
越走越远的流放之路………………………………………………………………12
险些三十而夭………………………………………………………………………16
一座更大的“露天监狱”………………………………………………………… 19
一次殃及池鱼的政变………………………………………………………………25
又与死神擦肩而过…………………………………………………………………31
封建的农奴庄园……………………………………………………………………36
被推向中学讲台……………………………………………………………………41
倚门望子泪阑干……………………………………………………………………45
我之将死，其言也激………………………………………………………………50
序
元代张养浩曾发出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慨叹。不论幸或不幸，20世纪我国发生过两次政治鼎革：一次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共和政权，结果是打倒一个皇帝，出现了几十个分裂华夏的小皇帝，于是日寇乘机入侵，酿成内乱招来外患的巨大灾难。一次建立一个消灭富人的共产政权，以斯大林为师，用监禁、流放、杀戮等威胁手段，把老百姓赶进“人间天堂”，最终付出几千万同胞死于非命的惨重代价。前一次政权转移是在我出世前的十九年，而后一次政权转移是在我出世后的十九年。我的面庞长得很像母亲，还具有与她一样的火急气质。童年时代，一天祖母曾深情地望着我，说了“儿像娘，苦断肠”这句不幸而言中的话，我长期流放西北，又险些丢掉脑袋，看来是命中注定的。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句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的话，不知是出自哪位不曾受过暴政伤害而又不敢正视这场浩劫的无行文人之口？西方一位哲人说：“一个民族不可丧失记忆力”，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不可忘记历史，更不可忘记沉痛的历史。不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这个民族不可能提高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一代信史，都是史学家依据当代人所写的见闻实录编撰而成的。我虽未从过政又没当过兵，却有长期监禁流放的经历，所见所闻往往是生活在太平时期的百岁老人所不曾见到的。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福”大概就是这点吧！朋友们一再劝我，在生命极限越来越近时，尽快地把自己这段与民族苦难同步的个人苦难写出来。他们见到我迟迟没有动笔，又要我重读一下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关于石钟山的得名，北魏郦道元唐李渤所说皆误，苏东坡对此发表精辟的议论：“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多少苦难深重的人，未必具有文字表述的能力；饶有才华的人，又未必有过水深火热的处境。于是不顾自己文字功底的浅薄，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受。日后史学家如能从中发现一点什么，也就幸甚幸甚了。
穿过历史的暴风雪
带给我“原罪”的家庭
在我国众多姓氏中，刘氏确曾辉煌过好几个世纪。两汉王朝持续了四百载，刘备、刘裕这两个枭雄建立过鼎立、偏安政权，匈奴人刘渊、沙陀人刘智远不仅姓刘而且建立的政权也称“汉”。皇族人口的繁衍比一般庶民百姓快，还有自以为姓氏寒微改姓刘氏的。今天人口普查，刘姓人口的数量仍位居全国第四。人们不曾想过，即或是刘邦嫡系裔孙，自己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还能保存几许帝王的遗传基因？且看司马迁笔下这位汉王朝的缔造者，与朱温、赵匡胤、朱元璋等一样，都是无赖之徒。
打开地图，在华夏大地上可以找到两座“霍山”：一座逶迤于汾水、沁水之间，其主峰在今山西霍县东南数十里；一座绵亘于长江、淮水之间，其主峰在今安徽霍山县南数十里。远在宋代，我的先祖自河南项城迁徙来此。是受水旱灾害的逼迫，还是受到金人或蒙古人的驱赶，从语焉不详的家谱谱序中已经无从查考。霍山县位于安徽西部，界邻湖北，山多田少，石厚土薄，是不为国人所知的三等小县。虽盛产茶叶，知名度并不高。到是长在巉岩峭壁的缝隙中具有养阴生津功能的石斛，其质量居全国之最，这也只为中医郎中所知晓。从二十四史的人物传记中，我只发现一个籍贯霍山的名人，即东晋穆帝时任过宰相的何充。我在曾国藩的《家书》中，知道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姓吴的刑部右侍郎，乃霍山人氏，其道德文章颇为曾折服。民国时期，有位任过安徽省检察厅厅长、代理省长，算是最显赫的。此人姓杨，留学日本前，还教过我祖父的书。我县参加红四方面军的万余人，锦衣还乡的只有两名少将。
我们聚居霍山的家族约万余人，大多从事农耕，绝少从政经商。明代晚期，出了一个进士，在河北衡水、山西繁畤任县令，后擢迁甘肃巩昌知府，迁霍数百年间，光耀门庭的只此一位。我被定为反共分子，流放西北二十余年，也许是我的先祖在这块荒寒贫瘠土地上搜刮过民脂民膏，几百年后，进行了祸延子孙的因果报应。我的高曾祖都是农夫，祖父考上了没有做官资格的秀才，在乡间教授生徒，兼营田产，我的家庭也就由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变成要被消灭的敌人。皖西赤色暴动后，举家逃往他乡，我就在家庭陷于生活绝境时来到人间的。当时南中国内战激烈，在江西那块红土地上，国共双方都聘用外籍军事顾问，指导炎黄子孙如何进行愚蠢的相互厮杀，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次我国面对的已不是明代骚扰东南沿海被戚继光、俞大猷赶下海的倭寇，而是学习西方崛起亚洲的新倭寇，再也不能象冷兵器时代用血肉和勇气筑起新的长城。内争招来外侮，外侮加深，内争又暂时停止。国共二度携手，祖父带着负债累累的这个家，回到了背离八载的故乡。庐舍化为灰烬，二十多口人只得分散居住在几户亲戚家中。不久又遭邻县土匪的洗劫，由于抢到钱财不多，愤然绑走了我的伯父叔父。在“交钱放人，逾期处死”的威胁下，祖父拍卖自己购置的田产，凑足了七千多银元，赎回了两个儿子的性命。西汉有位官员说了一句劝人不要聚财的醒世恒言：“夫富者，众之怨也。”可是人们总是穷则思富，富了希望更富，浑然不知富到大家眼睛发红时，就有杀身的危险。在集产等级专制的几十年间，千百万富人被监禁流放，或被处以极刑，子孙后代也被沦为没有人权的贱民。斗转星移，到了八十年代，等同于盗窃赃物的私有财产，由政策默许而得到法律确认，人们竟然忘记恍如昨日的惨痛教训，不遗余力地积累财富。贫苦出身当年曾向地主资本家进行过残酷斗争的共产党人，通过贪污、索贿、敲诈等手段，把剥夺私人财产而集中起来的公共财富，吞食为个人所有，有的锒铛入狱，有的丢了脑袋。“人为财死”这句古老的话，也适合这批自称特殊材料的人。
我在两岁时，母亲便开始教我识字，进入小学前究竟能认识多少字，也不曾问过她，只是我在同龄儿童中识字是比较多的，这受益于母亲对我的学前教育。虽然国共合作了，在农村民宅墙壁上还依稀见到“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标语。上中学时，我已开始怀疑这种党同伐异宣传的真实性。关于“共产”，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共产党就是以此命名,并在党纲上明确写着“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至于其他三条罪状，我从绝无党派成见的村夫野老的口中，获得一些他们亲眼目击的事实。他们说，被杀或逃亡的地主老婆分不到土地，为生活所逼，只得改嫁给没有妻室的农民。关于焚烧民宅，红军烧过，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时也烧过，都是坚壁清野，出于战争需要。杀人嘛！凡是没有逃脱的地主几乎无一幸存，地主杀光了，红军又自家杀自家，被杀红军的妻子为了活命，也只得改嫁他人。我们家乡还有一座筑起四个高大坟塚的陵园，读小学时我曾与同学们一道去过。园内建有一亭，亭内立着一块题名“万人墓”的石碑，亭柱上还镌刻一幅我当时读不懂的挽联，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只记得“白杨新塚”四个字。内战期间，我们镇上驻有一个较高级别的肃反机构，各地肃出的“反共”分子都押到这里接受终审裁决，刑场设在紧靠河边的柳树林里，深夜行刑，一律用大刀斩首。刑毕，尸体都拉到由死刑犯人自己挖好的大坑埋掉。红军长征远去，由地方慈善机构出钱雇人，把身首脱离的散乱骨殖挖出，运到镇东半华里处，按头、上肢、下肢、脊椎肋骨，分别掩埋。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走，这座特殊丛葬坟墓被夷为平地，可是仍抹不去人们对内战惨祸的记忆。
何谓“国难当头”？何谓“民不聊生”？即或悟性很高不在内忧外患中长大的人，也不会读懂它的。八年抗日，中国许多省区一个地方就有三个乡、保长分别应付三个方面相互角逐的军队。我家从农民手中收来的地租，在交纳三份“国课”后，已所剩无几，当时有几个地主能过上“家有余粮鸡犬饱”的富裕生活？抗日烽火刚熄，内战硝烟又起，各阶层的税役负担依旧繁重，地主向贫苦农民要不上租，而向国民政府上交的税收却一分不少，我的父亲常常借贷完税，一筹莫展。1950年冬家乡土地改革，父亲写信给我说，土地分掉后，我如释重负，今后躬耕陇亩，自食其力。父子至亲，不说假话，这是他拥有田产不胜痛苦的肺腑之言。当时我在皖东一个县公安局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在给我父亲复信中，作了一番后来想起多么幼稚的马列主义说教。父亲死后二十余年，我回到家乡，母亲说当年你父亲听信自己儿子的话，起早贪黑在田间劳作，希望在中共领导下做一个守法的老百姓。我父亲读过一年简易师范，任过小学教师，性情恬淡与世无争。在土改运动中，不论怎样耐心的阶级教育，没有一个农民检举揭发他，最终以“书写反诗”罪名判刑两年。村农委主席姓汪，河南商城人，一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他向我父亲要借六十块银元，实质是敲诈勒索，受到婉言拒绝后，向乡政府检举。一天晚上，他上门对我父亲进行训话时，发现我父亲正在书写反诗。我父亲不曾作过诗，此人又目不识丁，岂不荒唐？正在这个时候，我在出差中丢失了一份机要文件，通过家庭审查，大胆怀疑我把文件交给了敌特，随即受到拘禁，让我初次尝到了出身有产家庭的苦头。我失去自由的三个月中，正是“镇反”高潮时期，以县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组成的县审判委员会，具有死刑终审权。被处极刑的都是在中共建国后再没有进行任何反共活动的国民党官员和地方上富有威望的士绅。其中不少是有益于社会的人，杀了多么可惜。我丢失的那份文件被人拾去，又交还给公安局。问题澄清了，领导认为我出身地主家庭不宜留在专政机关，调我到小学教书，我想读完高中，将来报考大学。
走进了一座高高的书山
我父亲从不关心自己孩子的学习，常说“成者自成”。可我母亲总是规劝我学习向上，还常常想从盲人口中预知儿子未来的前程。大概我读高中一年级时，她又给我算命，得知我将来位在千人之上，欣喜不已。1952年9月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说那位盲人把我的命算准了。五十年代，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几，,岂不是“位在千人”之上吗？我读《新唐书·李绅传》，知道我们家乡在唐代时多虎，上山撷茶的人常被老虎咬伤。从我祖母记忆起，老虎已经绝迹，只有山豹出没。山豹凶猛，只是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远远避开了。进山砍柴的樵夫，大多一生中都不曾见到山豹的风采。正因为难得一见，乡间有句谚语：“见到豹，三年孝。”就是说，看见山豹的人不是丧父就是丧母，甚至父母双亡。我参加高考那年，揭晓时间一再延迟，等待得心情烦躁。一天午后，去我的族侄家聊天，路过他家水井，一头山豹从井边草丛中一跃而起，直向山林奔去。不久，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同时收到我父亲死亡通知书，他的死亡日期正是我见到这个不祥之物的第十天。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刑满释放了。后来，我在上海坐牢，遇见一位同室难友，他曾在江苏泗洪监管过犯人。听他说，那里集中华东五省一市的犯人挖河，因饮食恶劣、劳役时间太长，1952年夏季一个多月时间内，患痢疾而死的就占犯人总数的24．2％。淮河南岸辟有一块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坟区，在每个坟堆前插上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籍贯的小木牌，经过一两场暴雨的冲刷，字迹漫漶不清。掩埋不深的尸体，被成群的饥犬撕啃，到处狼藉着破碎的尸布和零散的骨殖。七十年代末，我自西北回到故乡，见到一位曾与我父亲一起受难的幸存者，他的所述与那位任过小狱吏的难友讲的，完全相同。八十年代，我遇到一位江苏泗洪人，得知那块当年惨不忍睹的坟区，早已犁为田地，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值得后人追忆的事。
1952年暑假，封闭了全部私立大学，并效法苏联对高校进行一次大合并，除保留二十几所综合性大学外，其余成立专业大学或学院。当时大学实行统一招生，考生可以兼报文理，但得服从分配。我简直想入非非，填报了航空工程和新闻专业，不能做一名制造飞行机器的工程师，便当一名踏遍神州大地的记者。谁知这两门学科的政审綦严，志愿未遂地被录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我这个带有原罪的人。系内颇有几位海内知名的学者，如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谭其骧等，可惜这一届志在读史的学生只有两人，还都不是第一志愿。一位是后来在甲骨文造诣很深的裘锡圭先生，另一位跟随谭其骧教授学习历史地理取得相当成就的王文楚先生。入学之初，许多同学闹着转系，教务处还敬请周谷城教授向我们作了一次关于学习历史重要性的报告。周老师说：“历史是参谋本部”又说：“当今众多大学校长如王亚南、陈垣、翦伯赞、嵇文甫、侯外庐、华岗等，都是治史的学者。”这次报告好像没有产生什么预期的效果，直到我离开学校时，班上同学学史的兴趣还没有提起来。
周予同先生是著名的经学家，讲授“历史文选”课，在课堂上一再声明：“我是孔子之徒，不是马列主义之徒。”周谷城先生讲授“世界古代史”，每节课总有十几分钟谈点报纸书籍上读不到的有关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轶事，颇受教益。后因一位女团员学生打了他的“小报告”，也就绝口不谈了。他常说：“我的胸中好似浩浩汤汤的长江大河。”又说：“我的头脑像一柄利剑，遇到任何盤根错节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有时他也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刘少奇的文章我最爱读”，其实像他这样的大学者，怎么会膺服毛刘的文章，也只能看作他保护自己的避雷针。王造时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讲到西方议会民主时，顾盼自雄，神采飞扬，踌躇满志地说：“如果中国实行自由竞选，我立马能出任总统。”我一生执着的民主信念，可以说得自他的薪火相传。当他讲到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华沙大学学生被强迫学习俄语而起来反抗时，忽然停顿下来，深情地注视着我们约一分钟。当时我国大学生正被强制学习俄语，不及格者不准升级，还得追查思想根源。谭其骧先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我最爱听他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段历史，史论结合，剖析明白。至今还记得他讲到唐代科举制度，说当时考取进士后，不是立即解褐入仕，还得看看其人体貌是不是丰伟？即使满腹经纶而貌不惊人，也不能授以官职。
我当时想，既然不能转系，还不如静下心来读点史书，史能益智嘛！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永远没有长大”。强制二十岁的人读一门外语，简直是一种虐待，而且获得俄语及格，要占用学生全部课外时间。于是我决定放弃俄语，通读一遍二十四史，这是十分危险的抉择，后来终于付出了几乎丢掉性命的代价。全班四十名同学中，只有1／4想赴苏联留学的学俄语，他们不得不放弃历史专业的学习。二年级开始选拔留苏预备生，全班只选了一名工人出身的同学，经过复审，发现他的姐夫在国民党桂系部队中任过副团长，又被刷掉了。我的家庭状况如此，俄语又常不及格，不敢报考留苏，也没有受到这次政治淘汰的奚落。当时文科教授除去王造时、周谷城等这批知名人士外，一般的都很谨慎。他们既不愿接受马列主义，又怕触及中共这根政治高压线，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往往是“口将言而嗫嚅”。文科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全靠自己在读书时体察省悟。我时刻提醒自己，不是当时生源匮乏，不会让我这样的人踏进高等学府的门槛。结业以后，也不会让我留校当助教，能分回家乡山区当一名中学教师，也就皇恩浩荡了。我并不留恋上海这座城市，没有享受到它的繁华；我不留恋这座高等学府，她象是一座森严的学衙。日后，当我跨出校门的那天，让我频频回首的应是那座保存人类精神财富的图书馆。现在我要抓紧借阅这里的藏书, 至于“由博返约”，只能留待离校以后。回忆当年读书情景，不是读，而是在“吞”。虽说上海离安徽不远，就这点往返路费也没有，只得望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又望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返校。一失总有一得，许多文史书籍，我都是在寒暑假人去楼空孤独留守宿舍内阅读的。
经过两年的学习，我在1954年暑假中撰写了两篇稿件，分别投寄到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和《光明日报》哲学周刊，希望得到一点稿酬，寄给陷入衣食不继的家庭。五十年代的编辑们职业道德高尚，责任心强，处理稿件及时，不予采用的都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退回，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在稿件寄出一个月，每到上午第二节课后，我便跑向门房，如有我的退稿信件很快取走，怕别人见到讥笑，当时系内不曾见到学生向报刊投稿。一般三个月不退稿，便有采用的希望。1955年2月，上年暑假投寄的两篇稿件，在二十天内都先后刊出了。我系有讲师、助教十几人，都不曾发表过文章，而我这个考试成绩平平不为师生瞩目的学生却骤然露出一个尖角。同学中为我庆幸者有之，暗暗忌恨者有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班委会，报请学校财务科，终止了我的助学金，说我拿到了一百多元的稿费。我拿到这笔钱，还了一点债，其余都寄给了我的母亲。我没有向学校申诉，再过一年就要毕业，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我忘记了自己的“原罪”，幼稚地认为，毕业后也许让我当一名助教，教书又有什么不好，孟子不是说过“得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事也。”只要学生们乐意听我讲课，也就不要揣摩任何个人或集团对我的爱憎，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拾级而上，磨蹭到半百之年，写出两本史学著作，当上一名末座教授，也不是什么奢望吧！我何曾想到在发表文章刚满百日，便噩梦般地失去了自由。
剥去青衫入逆籍
1955年5月31日上午第一节没有课，我在宿舍内看书。八点刚过，一位通讯员走进宿舍，要我到学生们最怕去的政治处走一趟。当我一走进门，便有两个人立即迎上来，其中一位一边与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请你随我们去一趟，问完事你就回来。”态度还算客气，没有显露出一点凶神恶煞的样子。我随着二人走出校门，一辆银灰色轿车停在学校大门外西边约100米处。上车后，一位操胶东口音的问我：“你走出校门时遇到熟人没有？”中共建国初期，上海轿车也不多，我们学校只有校长陈望道配有一部轿车，我没有想到公安机关竟用它抓捕犯人。车子并未直接开往看守所，而是开到不仅是当时上海而且是全国最高建筑物的国际饭店，电梯把我们送上六层，进入625号房间。这时室内已坐着等候我到来的一男一女，男的苏北人，上海话讲得不太纯熟；女的是到地的上海人，准备记录我的口供。主审的这位苏北人，一嘴焦黄的牙齿，相貌狰狞。在审讯过程中，没有疾言厉色，完全摆出一副挽救我的态势。他首先要我谈谈对共产党的看法，我也就坦露了对阶级斗争政策的不满：“我不明白，共产党要把一部分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为什么又要把一部分人推进更深更热的水火之中？这大概不是马克思要解放全人类的初衷吧！”他说：“你有这种思想，按阶级观点分析，是很自然的。思想问题要通过政治教育解决，我们今天找你来，主要还不是谈你的思想，而是问你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或成立过什么学术性小组？只要如实说出来，绝对不予追究。”我不可能说出这些他们需要而不曾有过的口供，相互僵持到11点30分，主审人带着那位女秘书走了，说了“下午再谈”。我仍由到学校“请”我来的两位陪同，乘电梯到十四层餐厅用饭，四菜一汤比学校的伙食丰盛多了。用餐毕，我们回到房间，让我躺在沙发上休息。下午两点，那位主审人偕女秘书复来，谈话主题不变，让我无法交代，一整天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口供记录。下午五点多，我有点困倦，眯了一下眼睛，主审者调侃了一句：“你疲倦了？今后休息的时间还长着呢！”在主审人的示意下，我被带出房间，复乘电梯下到一楼，走出国际饭店，改乘一部天蓝色轿车，在车上那位山东大汉向我出示了一张油印的逮捕证，我就这样提前一年大学“毕业”了。
我被囚禁的地方，位于上海南市，是一座可关押千人的三层楼。汪伪时期，这里用来囚禁抗日爱国人士。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在这里关押汉奸。内战爆发后，又关押中共地下党人。1949年5月以后，中共以牙还牙地在此关押没有逃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汪伪汉奸，1951大镇压时，每天都有从这里绑赴刑场枪决的人，听说当时关押在这里的，很少有活着出去的。进入监所前，我被告知，同室犯人禁止互通姓名，各有一个代号，我的代号是1848，1848年2月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日子，很容易记住。国共两党不知出自谁的设计，把都市交通管理办法用于监狱管理，每一层楼的走廊中间都设置有红绿灯，避免不同牢房的犯人相互碰头。我入监不几天，牢房人数由十来个猛增到二十多个，大家只得侧身而卧。从新进来的犯人口中，知道“肃反”运动开始了。我所在的牢房，有天主教神甫一人，白俄一人，其他都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任过职的，他们都没有新的反共行动。这些人在狱中表现可分三类：经过文官考试具有三民主义信仰的，被看守人员说成是“顽固不化”，他们说共产党的“既往不咎”是言而无信的骗术。原是国民党人后又投靠中共，兔死狗烹被捕入狱的，平日沉默不语，对中共还抱有幻想。最可耻的是充当过汉奸又投靠过中共的，记录犯人言论进行告密者都是这批人。有位汉奸整天闭上双眼，作假寐状，而在聚精会神地收听他人讲话，进行筛选加工，定期向看守汇报，希望减轻自己的卖国罪孽。
我入狱不几天，便接受第一次审讯。主审人换了，记录员还是去国际饭店的那位女人。旁敲侧击了一阵，便要我交代与一位来自香港的同班同学的关系。此人江苏如皋人，系清初文学家冒辟疆的后裔，曾在上海中央银行当过点票员，1952年返沪升学，考入复旦历史系。我谈了对此人的看法：上海长大，又在香港混过，比较油滑，如此而已。这次审讯后，再没有连续提审，听久羁不决的老犯人说，象我这样情况尚不多见。大约过了半年，对我进行第二次审讯，主审人更换，审讯主题也有了改变，只问我与同班几位同学的关系，凡这次点到的，两年以后都成了右派。主审人几经更换，对我态度一直温和，没有搞过诱供逼供，我也不曾听到同室其他犯人受到刑讯过。这个监所对犯人管理，重视精神折磨，不准阅读书报杂志，在8个小时睡眠外，必须盘膝挺胸，静坐反省。发现低声耳语，被立即提出牢房，分别给予纸笔，各自写出交谈内容。这个小伎俩，初试得逞，后来也就失灵了。两人每在交谈前，便预先商定好交待内容。与我差肩而坐的是一位编辑，浙江嘉兴人，光华大学毕业，中英文都好，妻子多病，还有四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心情沉重，言语不多，偶尔也讲出一句颇有深度的话：“既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什么又一边倒向苏联？”他能记诵几百首唐诗宋词和大量诗词警句，通过口传心记，我每天从他那里学得诗词一至二首，我深深感谢这位至今不知其姓名的长者，把我引进了汪洋恣肆的诗歌海洋。诗词读多了，渐渐有了作诗的冲动。我与他分别前，已试作了一首七绝小诗，低声念给他听。
长城头上持戈矛，极目胡天意气高。可耻莫如操与备，中原逐鹿逞英豪。
为鼓励后学，他还夸赞我这首咏史诗颇有点新意。后来，我又以咏长城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诗。
汉家基业立三章，似智如愚一始皇。一段长城留万塚，半筐土石泪千行。胡骑南下边隅苦，秦令西来天下殃。博浪沙中且侥幸，火烧三月亦堪伤。
这时解除我一点知识饥渴的老编辑已经走了，不知他回到妻子儿女身边，还是判刑离开了上海？不几天，我的身边又候补了一位编辑。他是湖北黄岗人，出身中医家庭，知道我是学生，毫无戒心地向我通报了姓名，也像父辈一样关心我，从他那里又学到一些诗词。监所严禁犯人互相赠物，防止加深患难之交的感情，他还偷偷给我一件衬衣，关于他的经历却一直守口如瓶。倘若天假其年活到今天，他已是一位耄耋老人。几个月后，这位编辑又走了。在肃反运动中被抓捕的人，杀掉的少，放掉的也少，大多科以长期徒刑，押往遥远的青海新疆，让他们去观看那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色。我们囚室又来了一个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前，他曾在上海《观察》杂志社当过发行员，自称与储安平很熟。他听储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争自由。现在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倘若共产党执政，那自由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这位储先生似乎对中共知之甚深，为什么又在1957年喊出了“党天下”？是不是在中共盛情邀请他帮助整风时有点忘乎所以？我被关押了两年零十个月，只审讯了三四次，先是每隔半年一次，最后一年零三个月没有过问，似乎把我忘记了。这段时间如果像国民党监狱里允许读书，我该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1958年3月25日上午，一名狱卒大声疾呼：“1848，收拾好你的行李！”我别无长物，夹着从中学到大学到牢房的一床破被卷，来到往日接受审讯的一间小室。来人并没有向我宣读判决书，而是满脸堆笑地说：“你的问题已经查清，假设你当审讯人员，也得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你在学校散布过大量反苏言论，还煽动一批同学拒读俄语，有言论也有行动，本应处以长刑，姑念年纪还轻，免于刑事处分，现在决定送你去‘劳动教养’。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劳取酬，享有公民权利，一旦改造好了，仍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你若不同意，可遣返原籍劳动生产。学校里右派学生都下放农村，极右分子也要送劳教，学校你是回不去了。”农村干部的愚昧专横，我领教很深，未加思索地选择了他们为我所作的安排。当时国内无人知晓，这是苏联三十年代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迫害的手段之一，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对人进行长期劳役，早已受到国际法学界的严厉批判。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宣称要把上海建成红色大都市，由机关、学校、工厂报请公安局备案遣送外地的劳教人员就有十多万人。其中有教育系统的极右分子、有不服从领导的工人、有回沪无业可就的刑满人员、有轻微扒窃而无家可归的孩子，还有少数荡妇。我生长在农村，家庭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坐食田租，我并不畏惧劳动。当时想得最多的，在这样形形色色人际圈中如何生活下去。
上海公安局设立一个庞大的劳教人员转运站，各单位遣送的劳教人员都来到这里接受编队，押往上海数百里以外的地方。我在转运站惊喜地发现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毕业后已留校当了研究生。他是辽宁海城人，其父任过张学良的副官。我从他那里得知我们40位同学中有8位打成右派，比例之高居全校首位。他说：“反右运动中，逼迫我们交待与你的关系，像你这样的人，即使逃过‘肃反’，‘反右’也在劫难逃。”他还告诉我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与我同一房间一位同学的诬告。此人是我们房间唯一的团员，江苏无锡人，智商不高，平日彼此关系还好。在我发表两篇论文后的一个下午，他认为室内无人，便攥紧双拳在自己头上猛击，并自言自语：“我为什么这样笨？”躺在蚊帐内看书的我，心头一阵紧缩，预感此人将对我由忌而恨的。他诬告冒某是来自香港的特务，冒在班上与我关系最密切，当然我也是特务的同伙。我又问道：“冒后来怎么样？”他说：“在你被捕后，冒还在学校。”我被押送走的前几天，这位与我两度同“窗”的朋友被叫走，走得很仓卒，把公安局发还我的一本《词选》也带走了。我庆幸他从轻发落，回校继续他的历史研究。1984年我才获悉他离开劳教转运站，被投入到我刚离开的南市看守所，判处了十五年徒刑，押往“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1973年刑满释放后仍留在农场，直到1980年返回上海，至今孑然一身。
越走越远的流放之路
在雨雾濛濛的深夜里，我们被押离上海。每个人背着衣被，夹在荷枪实弹的军警中间，向黄浦江码头走去。大家挤坐在船舱的底部，看不到河汊纵横、帆影点点的江南水乡景色。船走了一天一夜，抵达湖州。我冲口说了“糊里糊涂到湖州，”引发大家一阵苦笑。上岸乘了几个小时汽车，又步行几十里山路，忽然风雨大作，个个淋得浑身湿透。一个性情乖张由父母送交公安局管教的孩子，在泥泞的道路上不断滑倒，是被一位好心军人背到农场的。上海市公安局在皖南广德、郎溪两县创办白茅岭农场，从场长汤镛到各级监管人员无一不是挨过整的。汤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军事法庭审判长，受饶漱石牵连，被贬到这里。看他脸上并无杀气，好象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这个农场，下设几十个分场，每个分场约有一千多劳教人员。这里原是当年太平军与湘军鏖战过的地方，近一百年后，仍是一片荒芜，谁曾想到开垦这个古战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我们这批人身上。我们每天要开荒一亩，但只供应大米一市斤，咸菜少许，每个人腹中都有一团饥火在燃烧着。为了加快垦荒速度，凡开垦不足一亩者，扣去大米一两，奖励一些超额完成任务的。为了把米饭分得“公平”，每组发给一杆盘秤，由值日主持分饭，一顿饭需费一个多小时，有人戏言：“须知盘中餐，粒粒皆秤过。”在开荒时，有位广东籍工程师打死了一条蛇，放在搪瓷杯里煮食，被队长发现，在全场大会上反复斥责为：“文明野蛮人”。就是这个“文明野蛮人”，在剥花生种子时，不曾见到他把一粒花生种子，丢在自己的口中。每天我们劳动十几个小时下来，又饿又累。当局认为，这些人力虽竭而精未疲，在晚饭后还得学习毛泽东著作，或者自我检查有无反共言行。其实，任你脳海里翻腾着什么反共思潮，此时此刻也汹涌不起来了。我们组长姓周，原系上海公安局某分局的干部，人很精明，不知为什么被清洗，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任命我为副组长。一个晚上，组长发高烧，由我主持学习。我被监禁三年，身体虚弱不堪，当大家逐个地进行自我咒骂时，而我却依靠墙壁睡着了。这时队长来了，他用三节电筒的光束，对着我的脸庞足足照了几分钟，也没把我照醒，第二天便把我这个不知觉醒的副组长撤掉了。
1958年8月22日吃罢早饭，分场部命令：今天气象预报有暴风雨，暂不出工。午后分场召开大会，场长说：“秋收在望，要抽调劳力修建公路，被点到名的下去收拾行李”。全场抽出的一百多人中就有我，大家挑着行李，步行30多里奔赴另一个分场集中。等到晚上十点，又命令我们上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等候在那里的满载士兵的军车，开始尾随在我们车后，每辆军车车顶上都架着机关枪，对准我们这批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拂晓，一股恐怖的车流注入江苏镇江监狱。到此才知道，白茅岭农场共挑剔出一千七百多顽梗不化的劳教人员送往苦寒的大西北脱胎换骨。在这座阴森监狱里呆了20个小时，挨到更深人静，我们又在大批军警构筑的流动甬道中，向镇江火车站缓缓走去。当我们被押上封闭的货车后，每人领到了八块大饼和半斤咸菜，宣布是四天口粮，不少人随即啖掉一半。到了兰州，每人又发给半斤重的玉米馍九个，暗示我们的去处，不是河西走廊的尽头便是更远的新疆。兰州站领到的馒头，由发霉的玉米做的，苦不堪咽。凡吃下去的，莫不腹泻，不等到下个车站，车箱内两个分盛屎尿的木桶已经爆满，臭气四溢。在这种非人待遇的环境中，我填了一首《满江红》，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少壮远行，涉淮泗，东南就学。临泽国，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民俗重商多市侩，地形卑湿少雄杰。叹东林风概竟无存，英魂绝。 读经史，蠧虫啮；议国事，萤灯灭。锁囹圄深处，高歌击节。剥去青衫入逆籍，尚留赤胆继余烈。乘槛车，万里赴流沙，吞毡雪。
这趟载着好像是易燃易爆物品的专列，竟调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每到一站，当地还出动大批民兵协助警戒，出警入跸，好不威风。其实它身分卑贱，必须恭候一列列火车通过后，才开始向前移动。离开镇江车站五天以后，火车喘着粗气，越过乌鞘岭，进入南依祁连北接大漠的千里河西走廊。我们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上，通过一方小小窗口，眺望有的南方人毕生不曾见到这终年积雪的雪山。记不得哪一位说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话：“我们获得一次免费的大西北旅游，快哉！”我们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背上永世不得翻身的千钧铁锤。这条完全由不付报酬犯人修建的兰新铁路，此时向西已延伸到疏勒河的东岸。我们走下车来，与当年左宗棠西征时看到的没有两样：“满眼黄沙斥卤，不似人世光景！”一些押送我们、天良未泯的军警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从青海省祁连山脉西段疏勒南山和托来南山之间流出的疏勒河，流经玉门、安西，最后消没于新疆东部边境盐沼中。甘肃当局想在安西境内修建一座拦蓄雪水灌溉农田的水库，也是发展经济的善举，只是兴大狱修水利，为历代执政者所不取。我们抵达水库前，已从内地押来两万多犯人，比我们稍后到达的还有几千名甘南藏族暴乱分子，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可见暴乱时万众一心。1959年春我们离开那里后，听说藏民们不堪忍受饥饿和每天十几个小时背运土石之苦，组织了一次暴动，受到军警的机枪扫射。
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未免夸大其辞；而岑參的“胡天八月即飞雪”，却是写实之作。农历八月初，安西已开始飞雪。一般刮风下雪，我们照常出工。这天雪下得很紧，劳改支队长莅临训话，对我们进行前途教育：“据我了解，你们一千多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强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国家的人才嘛！只要通过四个月的劳动考验，便可按各自特长分到兰州、西宁、银川、天水等城市工作。酒泉、张掖、武威想要，还不给呢！现在生活条件艰苦些，这是暂时的……”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中共多变政策伤害的青年学生，仿佛在黑暗隧道里看见一缕阳光。我们睡在阴暗的地窖里，每人只有40公分宽的地方，夜间起溺回来，便失去了原来位置，只得凌驾在别人身上，等到近旁再有人起溺时，才能落入原来的睡处。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大家没有理过发，头发纷披到双肩，个个活像是个疯人。住处紧靠河边，并不缺水，但洗不上脸，洗澡更是奢望，满身都是虮虱。水库大坝所用的砂石粘土，全由犯人、劳教人员从几公里外，一担担地挑上去的，劳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当日落黄昏还听不到收工命令时，我不禁想到唐代贾岛的两句诗：“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当局诱人的许诺，让人忍受这非人的生活，也使少数人利令智昏地去干坏事。我们的组长浙江萧山人，曾判过三年徒刑，回到上海没有工作，又被派出所作为完成指标遣送劳教，也是无辜的一个。可他心术不好，殴打老弱，想取得高的劳动效率，早日脱离苦海。他确实是累死的，在我们劳教大队撤离水库前一个夜里无疾而终。死的前夕，还吃了一大盆由麸皮做成的糊糊。组内一位受他虐待过的小学校长，是在他死前一周亡故的。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大约有几十个人没有活过来，再也不得与江南鱼米之乡的家人团聚了。
这位小学校长，江苏宝山人，患有肺疾。听人说他按得一手好风琴，而我见到的，他写得一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字。他领导的那所小学连他只有三个教学人员，一位是他的妻子，另一位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男教师。反右运动中，上级给学校一名右派指标，明明送给那位出身不好的教师戴的，但他考虑这位教师的父亲已瘐毙狱中，家庭负担太重，便把自己报上了。他当时不曾想到“右派”帽子戴上后，将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他的这种“我不入狱谁入地狱”的人格精神，虽不能惊天地，完全可以泣鬼神的。我们组内还有一位右派分子，是同济大学团委会的一名干事，其父就是早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的穆木天。反右运动中，穆木天被骂为昼伏夜出的“猫头鹰”，这位小穆也被株连，戴上一顶“桂冠”。他在政治反应上比我还迟钝，常常自责有错，虽患肺病，在劳动中不知爱护自己，1960年冬饿死在嘉峪关边湾农场。我们副组长姓司，江苏赣榆人，16岁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放下武器后参加中共军队，复员后在上海市监狱工作，被划为右派。组长暴亡后，由他继任。1959年元旦，我对他说：“快解脱了。”他冷冷地哼了一声，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在工地上吃罢午饭，我又向他说：“快熬出头了。”他轻蔑地骂我：“书呆子”。于是向我叙述他过去如何哄骗犯人，今天谁也骗不了他。我说：“支队长向我们一千多人所作的许诺，不说全部，至少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人得解除处分。”他看我这般迂执，又笑了笑。这时，站在一旁听我们对话的插了一句：“我们又被那位小毛泽东骗了。”最短期间获得自由的幻想破灭了，普遍进行怠工。当局采用的应急措施，是实行生活虐待，配给劳教大队的口粮中，增加小麦、青稞麸皮的比重，吃多少拉多少，个个便中带血。另一种手段，每隔十天半月，搞一次公审。几十挺机枪包围着会场，当宣布某人被捕，两名武警如狼似虎地上来捆绑，当众判决二至三年徒刑，由无期变为有期，送到与我们待遇相同仅一墙之隔的劳改大队。只是一次伤筋束骨的捆绑，一两个月都难恢复，有的终身残废。在一次审判会上，有位天津人，倏然站起来要求逮捕，把会场的恐怖气氛一扫而空。审判长大声喝斥：“精神病”，命令武警快快拉下去。
我险些三十而夭
1959年4月支队部决定把我们这个唯一的上海劳教大队调出水库工地，防止怠工情绪象瘟疫一样蔓延。一部分押往中蒙边境马鬃山煤矿，一部分押往嘉峪关边湾农场，从一千多人中只挑选了80人到酒泉新生机械厂。它虽是一座封闭式监狱，但与河西走廊上犯人农场相比劳动强度最小。这80人中半数是江浙两省流落上海的“小瘪三”，另半数是在七个月的苦役考验中表现好的大学生。从“录取”比例看，比五十年代考取北大清华还要难。湿气侵袭骨髓是渐进的。我在上海被监禁的近三年中，一直见不到阳光，当时并没有病痛感觉。押往西北途中，上下车有点艰难，到了河西走廊，因睡在阴暗的地窖里，左腿膝关节开始红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一天下午，我瘫痪在工地上，体温高达40度，躺了几天，高烧一退，又被赶上工地。安西是我国著名的风口之一，要想体验“北风怒吼”，只有来到这里。入冬零下三十多度，站在工地上不活动，就有手指脚趾冻掉的可能。这是个天然的大监狱，武警人员分布在库区周围的山顶上，两万多犯人的行动，尽收眼底。在调离水库前，劳教人员普遍怠工，我因风湿关节炎没有治愈，只得从事开挖土石的劳动，严寒的气候不容我半点懈怠，这就给队长留下了“劳动踏实”“认错守法”的假象。如果我的双腿矫健，挑运土石，也会与其他人一样慢走多停。这样我也不会调到工厂，而是去了农场或煤矿。1960年冬天，我也就“一张芦席代棺槨”地被埋入茫茫戈壁之中了。一条病腿，救了我一条性命。
酒泉新生机械厂是1950年由一个公安人员带领三个犯人，花了14万元（新币14元），买了扳手和手钳各一把，从一个修理铺子发展起来的。到1960年，已成为拥有资产几千万元、劳动力千余人的大厂，能生产车床、电动机、抽水机。在建厂十周年之际，还办了个厂史展览会，我还悄悄做了一幅对联。
十四块钱，本小利多堪致富；
数千行泪，流长源远不能干。
我们由水库来到这里，利用敞开供应的开水，烫了一下布满虮虱的衣服，还互相理了发，吃的虽与安西双塔堡水库一样，居住条件改善了。我被派到车床当学徒，买了一本《车工工艺学》，想学好一门金属切削技术。常人说得好，艺不压身。杜甫已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浩叹，今天更是如此。我的师傅东北吉林人，曾考入国民党航空军校，受中共地下党影响，不愿去台湾，回到东北参加中共航校的创建，先任飞行教官，后调到地勤，接着又调到兰州建筑公司机械厂任技术员，1957年划为右派，押到这里劳动教养。我甘当学徒，虚心向他求教，他竟对我说：“共产党要用你，已有的知识都用不完，如果把你当作社会废物，学的再多也是白搭。”也许他怕教会了我，把他再挤到农场去。1959年10月1日十周年国庆前，风闻要特赦一批战犯和普通犯人，我们推想所谓内部矛盾的劳教人员，将会全部被解除，也就再未央求他传授技术，而他却向我学去不少古典诗词。大庆十周年，全厂400多名犯人中，只有几个刑期将满的获得特赦，其中又以刑事犯人居多，大家情绪又一次跌落。
新生机械厂的犯人中，有一批奸淫盗窃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最受当局青睐，大多数被委派为组长。在监狱这种痛苦环境中，见利忘义去做坏事的还有一些曾经读过书的，这些人在道德法庭上，是最不应该受到饶恕的。“反右”运动中，上海工厂对散布过反共言论的工人，一律定为“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被遣送劳动教养。有的仅仅与生产组长吵了几句或旷工几天，便被赶出上海。这些文化知识不高的工人，大多朴实可亲，绝少进行损人不利己的告密。一位原在上海某局任通讯员的王某，向我叙述了他被送劳动教养的原因:“1955年夏天，他孩子住院，心急火燎，好不容易等到下班时刻，正走出机关大门，科长要我火速送出一份盖有‘绝密’戳记的文件，当我气喘吁吁骑车赶到市政府，交到一位女同志手中，她随即把信拆开，你猜猜抽出的是什么？两张当晚的电影票，简直把我气疯了。自打那时起，我见到当官的就厌恶，而且常常发牢骚讲怪话，自以为是血统工人，奈何我不得”。还有一位上海纺织厂工人向我说了他被劳教的经过。他在车间主任面前说：“1947年5月，我们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时，吃的是夹牛肉干的面包。”就这一句话，把我定为坏分子。劳教人员中还有几位甘肃高校教授，级别最高的兰州大学副校长二级化学教授陈世伟，他的妻子左宗杞也是教授，双双被打成右派，只是左留在学校改造，没有双双劳教。我与他们朝夕相见，很少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位历史学教授，他听说我读过几年历史，要我评价赵高。我脱口而出：“他指鹿为马，是个专横而又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他要我答复的，显然不是常人都能作出的评价。他说：“趙高是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提出的‘贵者贱之，贱者贵之’八个字，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绝招，帝王之师啊！”经过长期咀嚼、消化，我悟出他的话颇有历史深度的。监管人员对这几位知识层次高的人，从不找他们谈话，知道他们不会谈论别人短长的。
1960年冬天，全国人都在饥饿中挣扎。河西走廊上农场、工厂犯人的口粮，已减至每月18市斤的高粱面。农场活动范围大，犯人用沙枣树叶和无名野生植物充饥，消化过程中付出的热量，大大低于得到的热量，于是入不敷出，越吃越痩，在一个多月中，死亡过半。我们在工厂里无野菜可食，只死亡了几个人。甘肃省集中右派两千多人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活下来仅600余人，这么高的死亡率引起甘肃省政府的关注。凡集中到农场工厂的甘肃劳教人员包括右派分子，全部返回原单位监督改造。我们这些被上海赶出来的却无人过问，南归的希望破灭了。这年冬天，我们一批人被派往酒泉城北萧家花园农场，为干部警卫的厨房拉运蔬菜，这个场200多犯人，也只是剩下100多人。那天早晨地面霜华很重，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途中见到穿着单衣光着屁股两个七八岁的男孩，正在地里寻找遗落的洋芋，这一幕悲惨的情景，几十年来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这年冬天，河西某地农民跑进犯人农场要饭吃，中国人已到了做犯人不得的时代。
一座更大的“露天监狱”
三年大饥荒，新疆全境没有一个饿莩，当时兰新线没有修通，粮食调不出来。中央命令，把河西走廊上的半数犯人押往新疆就食。新生机械厂把一批学徒和技术不太熟练的踢出去。从皖南到河西，从河西到新疆，一座比一座更大的露天监狱。离开这里前夕，我给留厂的一位难友写了两首诗，一首五绝，一首七律。
流放益豪放，身幽心更幽。千山万壑外，动荡有洪流。
君家燕赵我家楚，今日惆怅聚一方。万里辞亲断稚气，三年放逐得刚肠。攀云鸿羽浮天远，负重驼铃响大荒。电闪雷鸣喜未晚，青春牙利菜根香。
1961年2月15日黄昏，我们离开了布满军警的酒泉车站。火车跨过疏勒河，已是午夜时分。我不能忘记那段苦难的生活，更不能忘记活活累死在那里的难友，在这趟西进的槛车上，我写了一首寄托哀思抒发悲愤的《疏勒吟》。
“谁谓今古不相合，今古槛车循北辙。戈壁纵横方千里，草木不生鸟兽绝。盛夏炎炎河水寒，时属凉秋已飞雪。只有寒暑相代谢，不见春花与秋月。天生叛逆吐民气，地设绝域助纣虐。星光荧荧惊呼起，暮色苍茫未间歇。日食一升糠粃面，饥肠九转便下血。每餐半勺泥浆水，未尝涓滴供洗沐。发乱不剪垂颈项，汗垢如鳞结虮虱。惊沙扑面朔风起，手足面颜尽龟裂。可怜二三不幸者，十指墮落成残缺。日削月朘脂膏尽，老弱相率转沟壑。死者魂飞东南去，生者留守相聚泣。白骨暴蒸燐火出，向晚悠悠随风灭。民心不死口碑在，当代谁秉董狐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是由1949年9月25日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六万官兵改编而成的。六十年代，这支垦荒队伍包括眷属，已扩充到200多万人。兵团下辖十个农业师和两个工建师，每个农业师下辖若干团场，每个团场又有若干连队。从政治成分划分，基本上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从中共二军、六军抽调到投降队伍中的政工人员和以后来自济南、北京、南京等军区复员的军人。第二等级是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支边青年和在饥饿年代陕、甘、豫、川自动来疆的农民。第三等级是国民党官兵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第四等级是50、60年代各省押送新疆的犯人，人数当在百万以上。人们说，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一座露天监狱，是实事求是的。当局要监控这么多犯人，不会起来暴乱，而能服服贴贴劳动，便借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监管犯人的经验。连队之间实行隔绝，不准自由往来。犯人编组实行政治犯与刑事犯按比例搭配，每年冬季，强迫犯人互相揭发，允许无中生有，以此粉碎犯人之间的凝聚力。经过所谓冬训，凡是散布反共言论又不努力劳动者，全部集中起来，成立强管队，戴着脚镣劳作，收工后再加手铐，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我曾听到一位在这种地狱的“火窟”中活过来的人说，任你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好汉，到了那个地方，也只得俯首就范。此人死于胃癌，年仅四十岁。
这里值得一书的，建设兵团这支特殊队伍中，实行生活平等，对开垦新疆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兵团基层生产单位的连队，只有一个灶，监管人员与犯人吃的都是一锅饭。团长、政委下基层，照样排队就餐。就是保留这点战争时代的平等传统，新疆犯人劳动效率远比河西走廊的犯人高得多。1961年2月18日我们在达坂城下车，改乘汽车，经乌鲁木齐、石河子，到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农垦第8师147团基建队，饿得两眼发绿的我们，一下车每人领到三个白面馒头和一碗由面粉、羊油和水煮成的油茶，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来“新疆好地方……”那首歌曲。一位押送我们进新疆的武警，看到我们喝着油茶吃着馒头，狠狠地骂了一句：“把你们这批坏蛋送到好地方来了。”一千多人的酒泉新生机械厂，政治上等级森严，生活上也是如此。干部、武警、犯人、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分灶吃饭。当我们吃过饭后，押送我们进疆的酒泉干警，正等待高层次接待。他们等待久了，看看无人搭理时，便派了一个代表去交涉，食堂管理员取出十几副碗筷，让他们去伙房窗口前排队。他们打出来的饭，与我们完全一样，个个吃得神情沮丧。当我们发现这些人的阶级地位暂时低落，莫不兴高采烈。
我们来到的这个团场，原是1951年进疆的浙江、河南两省犯人开垦的。听他们说，当时上级下来检查生产，不去田间地头，而是到伙房秤肉骨头的重量，认为这个连队吃肉多，生产就肯定上去，这大概受往日财主要雇佣食量大的长工的启发。一位河南中牟县犯人兴奋地对我说：“俺日他姊，那时伙食比俺过去当地主时还吃得好！” 东汉西域都护班超在今新疆呆了36年，向他继任者介绍统治经验时说，我们的部属都是“中华不肖之子孙”，对他们约束不能过严。北洋政府时期，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杨增新，腹中颇有点经纶，其幕僚劝他严惩贪污时，他幽默地说：“西出阳关无好人”，认为从内地来到边疆的，不是国家罪犯，便是冒险嗜利之徒，对他们宜宽不宜严。这些有关统治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文史知识的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张仲瀚是会注意到的。他管理新疆犯人的大政方针，是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从宽，一定让大家乐意活下去，而不是你死我活。
张仲瀚河北献县人，北大读过书。卢沟桥事变后，他带领在家乡组成的一支武装，参加了共产党。他说自己的军旅生涯，自团长开始。他为了招徕更多的劳动力，想出了不少招数。来疆的内地各省犯人，在刑满后不允许返回原籍，必须留场就业，妻子儿女愿意来疆落户，兵团寄发充足的路费。他还在新、甘边境上的星星峡设置收容站，凡愿意进疆的，不要证件，来者不拒。待编入农场劳动后，再发函调查。如负罪潜逃该判三年以下徒刑者，不予追究。认为在边疆劳动生产，就是服刑赎罪。其罪必须逮捕判刑的，量刑也比内地要轻。三年大饥荒，大批青年入疆，其中也有逃避等级压迫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他们说：在兵团农场做三等公民，也比在原籍要好。张仲瀚为提高兵团人员的知识层次，还派出一批善于宣传鼓动的部属，分赴内地大城市招收知识青年，许诺给予正规部队待遇，这也属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追随者。于是自愿报名来疆的城市知识青年，约有数万人。为了开垦这块“西大荒”，这位文韬武略的张副政委，功不可没，人们称他为：“当代班超”。到了1966年，毛泽东为了翦除刘少奇及其羽翼所搞的“政变”，张也就被打倒在地。动乱结束不久，没等到复出工作，他便病死了。
我们来自甘肃的一百多名上海劳教人员加入农八师劳教队。这批土著教养人员虽说没有规定期限，大抵一年便可解除，返回原单位。像我们这样已失去三年自由的，不曾见到。他们享有25元、30元、35元三个级别的工资，这就是执行政策的“地差”。1961年秋天，公安部修改了《劳教条例》，劳教变无期为有期，最长三年。这年冬天，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工作组会同甘新两地公安部门，对我们这批人进行处理，而后正式移交给新疆兵团。我们全部“囚龄”都在三年以上，应该全部无条件释放。谁也不曾想到，此前教养时间不算，自1961年11月20日起重新定期，最低半年，最高两年，我被定为一年六个月。到1963年5月20日满期，等于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
我们劳动教养队调来一位指导员，天津人，果真是能说会道的“卫嘴子”。他说，我们队上某些人读书多年，体质很弱，一介书生嘛！只要愿意靠拢政府一步，完全可以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所谓“靠拢”就是“告密”的同义语，有位大学生接受他的诱导，便打了别人的“小报告”，这位政工人员言而有信地让他当上了半脱产的核算员。此人成了大家敬而远之的“鬼神”，也就无“密”可告，他得到的那点照顾，又被收了回去。这位指导员想提高劳动效率，实行白茅岭农场“按劳取食”办法。不会算账的人，为了多劳多食，却积劳成疾，而我们这批主张“少支出等于多收入”的臭知识分子，保持正常的劳动状态，个个身体没有亏损。一天我说：“多劳多食，全国劳模一天该吃多少斤白面？”指导员知道了，在大会上痛斥了我一顿。只是不几天，又恢复了人均一份的吃法。听说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受到了团场的批评。
监管人员都是粗识文字，从心术上看，也是良莠不齐，有的邪恶，有的善良。我遇到这样一位分队长，河南人氏，原是国民党投降的士兵。他暗示劳教队的组长，对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可以动手，注意不要打伤。这种利用流氓整秀才的手段比“少劳少吃”还要恶劣。我们那位犯过扒窃头脑并不简单的组长，却把队长的秘密指示转告了我。就是这位近四十岁的队长，有了七个孩子，负担很重，总想搞出点“成绩”，升级提薪，光景过得好些。有个上海交通大学右派学生说：“这等低智商的人却繁殖了七八个，而我们这样的人却要断子绝孙，中国人口的质量怎么能提高？”他听到告密后，在大会上说：“有的反动分子说我孩子生多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不是说过，人口众多是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时隔不长，这位右派在劳动中有点过失，却被这位队长狠狠地捆了一绳子，捆得呼天抢地，大汗淋漓。另一位分队长，陕西人氏，家住乾陵附近，当过兵，自身没有文化，并不恨读书人，最厌恶那些偷鸡摸狗、乱搞两性关系的人。一天，他问我：“你们这些大学生肯定不满共产党，为啥个个劳动都说得过去？”对他这个突然提问，我一时语涩。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琢磨，才悟出其中道理。做什么事都得有毅力，读书要有毅力，劳动也一样。他常常在劳动工地上，要我放下工具陪他聊天。补充他从古老秦腔中获得的一些历史知识，大家也借此松懈偷闲一会。他说：“什么阶级里都有好人和坏人。我也有老婆孩子，大家干活也让我能交得了差。你们读书人通情达理，会懂得我的意思。”平日他断烟时向我们伸手，他有烟时也散给大家，不讲什么立场。他当兵去过朝鲜，三代贫农，根子红而硬，那些国民党士兵出身的队长，也无奈他何！这位纯朴憨厚的关中汉子，仅长我几岁，今天一定还健在。我把河南、陕西这两位分队长进行比较分析过，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并不来自什么主义，只要愿意与身边的正人君子多接近，保护那颗“天良”不受污染，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1963年5月20日按照规定，我应该解除教养。当局不声不哈，又无端延长了两个月。劳动教养每月25元，解教后还是25元，仅是维持个人最低生活。不说两个月，再延长下去，也无关得失。失去自由之初，以日计，渐以月计，继而以年计，如今终身放逐，已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了。难怪新疆犯人说：“共产党统治下，犯人只有死刑和无期。”1963年7月，我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教养，被派到一般连队劳动。与我们一道进疆的一位难友，其父是工人出身的小资本家，耳聋又患了严重哮喘病，不能自食其力，作为特例，报请师部批准，回到江苏丹徒农村姨妈处落户。红色大上海与新疆截然相反，人口准出不准进的。此人高中毕业，爱好外国文学，常把家中寄来的《译文》杂志借给我看，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法共作家阿拉贡在一篇文章中说的话：“检验一个社会进步与反动的试剂，要看在这个社会里荣誉与耻辱会不会遗传？”这位难友离疆时，我无限伤感，还写了一首送别诗。
今日送君去，挥手泪阑干。又喜流放客，生度玉门关。归程绕蜀国，亲历蜀道难。莫畏剑阁险，自古称壮观。莫怨江峡急，其间有波澜。吞吐风云气，跋涉山水间。生活大时代，不能学清闲。
在我未踏入这个连队，我的那份个人档案已经送到，又成为该连队政工人员监控的对象。兵团的四等人，在这里都有，伙食与教养队没有两样，劳动强度也没减弱。夏秋没有假日，冬季实行旬休，与唐代官员一样，“九日驱驰一日闲”。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很短暂，冰河始解，柳眼初舒，紧接着骄阳似火的夏天到了。天高云淡，树叶泛黄，一转眼雪花飞舞，冰封大地的严冬来临了。见不到春花秋月又失去生活意趣的人，偶尔不顾政治高压，也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苦中寻乐。有些被饥饿驱赶来疆、受过中等教育的年轻人，也很愿意与我聊天，这又引起指导员的警惕。他在大会上说：“有些很单纯的小青年，见到个别反动知识分子，简直比见到他爹还亲。”他还说：“我辛辛苦苦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有人在下面用一两句话就给捣掉了。”在这些政工人员的眼中，我喘出来的气都是有毒的。进疆头两个冬天，我们在厚达70公分的冻土上开挖渠道，十几个人每天只能挖出一两方冻土，相当于封冻前一个妇女一个小时干的活，这与德国集中营里叫犯人们把墙推倒而后再砌再推，又有什么两样？这年冬天，不挖渠道，开始思想整训，大家坐在一起，回忆平日说了哪些反共言论，这比挖冻土更难受。凡平日与我交往的人，都被政工人员叫去，要他们交待我的言论，有的和盘托出，有的把自己言论说成是从我这里批发的。我的言论被当局注意的一条，我说我们不是坏人而是身上背了一份由牛皮纸制成的那份“黑色档案”。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当局没有逮捕我。这种杀鸡警猴运动，总是一张一弛。整肃高潮过去，又有一个短暂的宽松，当时检举过我的，又要我原谅他们。此后，我有好几年不说话，指导员说我是“哑巴”，意味着专政目的已经达到。
1965年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把生产人员分类编制，刑满解教人员编在一起，对外称“队”；没有受过处分包括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编在一起，对外称“连”。兵团对“队”管理方法，与监管犯人和劳教相同，劳动强度比“连”大得多。每天早饭、午饭都在田里就餐，午饭后在烈日或寒风中休息一个小时，大家利用这点时间忙着缝补那件永远缝補不完的“囚衣”。朱柏庐可曾想到他的“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格言，只有我们这批毛泽东时代的“囚徒”实践得最彻底。这一年是我失去自由的十周年，我写了一首七绝。
十载蹉跎一剑磨，千年塞外有遗戈。胸怀亢烈喜沙漠，雨断边疆明月多。
一次殃及池鱼的政变
1959年春，我们在酒泉那座工厂监狱里，听了关于毛泽东因身体欠佳不再兼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报告。从同年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看，他在党内仍能维持其家长的尊严，具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只是整彭后，他的威信从此开始降低，渐渐失去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这是毛泽东发动那场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夺权运动的真实原因。侨居苏联的王明给毛这次行动定性为改变集体领导为个人独裁的一次政变，而国人说它是中共高层的一场“内哄”。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刘少奇却晕头转向，竟迷惘地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革开始不久中共对这座人心思乱的露天大监狱，紧急地实行军事管制。对早已集中管理的刑满解教人员，每人只发15元生活费，全部供应粗粮，还锻造了大批镣铐，如有抗拒劳动或言论不轨，立即戴上刑具或绳捆索绑。我自上海带出的书籍，几经辗转没有丢失，这时全被没收烧掉。我这个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一旦断绝书报，简直像一个断乳的婴儿。《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要求我们天天读，并无休止地进行重复讨论。1967年春节，号召过不休息的“革命化”春节。在冰天雪地里大干苦干三天后，恩准休息一天，但不准外出。我躺在土炕上，百无聊赖地填写一首《浪淘沙》词。
雪地又冰天，感慨万千，不堪回首米粮川。书到如今成负累，瀚海营田。 佳节坐炕沿，寂寞无边，手头只有《老三篇》。一颗红心销欲尽，年复一年。
当时，我们这批“另类贱民”不准订阅报刊，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也只能看到两报一刊。那上面动辄万言的文章，既无起承转合的段落结构，又用了一批缺乏明确定义的名词术语，读起来人人都象才子，可以一目十行。我每当看到这些冗长乏味的文章，便想到没有纸笔和印刷术的古代，人们在龟甲或兽骨上捉刀著文，必须字斟句酌，简而又简，绝对不会写出这种被鲁迅骂为谋财害命的长文章。
疯狂的年代，出现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我们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弃民”，又强迫我们向这位空前绝后四个伟大的人物顶礼膜拜。每天早晨出工，要求每个人一手拿工具一手持着一个贴有毛泽东画像的小木牌，插在各自劳动的地头上。向晚收工时，再带回宿舍，高高地挂在墙上。一天我们走向田里去干活，发现一块贴有领袖头像的木牌没被人带回。当天傍晚收工时，一位解教人员拔起这块被人遗忘的木牌，小声地说：“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老人家请回去，你还得在零下三十几度再坚持一个晚上。”不知谁人把这话告诉了队长，于是召开斗争大会，被细麻绳狠狠地捆了两个小时，蒙受了伤筋束骨的巨大痛苦。此人河南支边青年，贫下中农出身，曾犯与有夫之妇通奸的错误，从轻发落。这话出自吾辈之口，就要以侮辱伟大领袖罪，科以重刑，再经一番罗织，杀头也是名正言顺的。我们队上有位湖南籍的刑满犯，原在兰州某单位工作。1957年反右，《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文章，他公然向报社寄发一篇《这又是为什么？》的文章，被判了十年徒刑。在工休时间，他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人交谈，爱好缝缝补补。一天，他把旧棉衣改为坎肩，没发现身后有个“政治扒手”，自言自语：“坎肩背心，好就好在没有领袖！”又被捆得死去活来，送进了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才释放。他说看守所劳动轻，因祸得福。
秋季，玉米高粱熟了。白天干，夜晚月亮上来，还得抢收。新疆一块条田长千米宽数百米，一个队长监视几十个人，往往顾此失彼，有时大家也坐下来偷闲。一位原籍湖北天门人的刑满犯，曾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后在甘肃某县任过自卫团的副团长，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平日说话不多，被队长骂为“老奸巨猾”。他凑近我耳边说：“这批造反夺权的支边青年，他们是当不上官的”。我说：“你怎么想起这件事？”他说：“共产党的政权来之不易啊！怎么会把政权轻易地交给这批小傻冒！三十年代，我在江西与红军作战，许多漂亮的苏区妇女干部化妆进城，为我们军队洗衣服，特别亲近连排长，做策反工作。我们营里就有一位连长与其发生性关系，后在一次作战中带了两个排参加红军。”另有一位判了十五年徒刑的财政科长，甘肃环县人，在长期专政高压下，小心翼翼地活着，盼望一天叶落归根与儿女团聚。可怕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梦想，有时也向大家讲些鲜为人知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故事。国民党执政时期，我们只知道，当时半独立的云南公开种植鸦片。从他那里知道，陕北也大量种植鸦片，偷运到国统区换取枪支子弹和药品。他还说了这么一件事，边区某县一个村动员青年参军，人们眷恋黄土地，几个晚上都无人报名。村长计上心来，向炕道口塞给一大捆豆稭，随即点燃起来。一位小伙子屁股烫得受不了，倐地站起来。村长立即说：“这才是勇敢的小伙子，主动报名了，大家向他学习”。说罢也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的天下来之不易啊！”
在军事管制下，新疆犯人、劳教、刑满解教分子等三类人，被人们称作“黑老三”，我们也以此自称。为了鼓动群众武斗，毛泽东提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迈口号。有位“黑老三”说：“全国人都听信伟大领袖这句话，维系社会秩序的刑法也就没有威慑力，他老人家也统治不住了。”这种推理是颇有见地的。为了树立毛泽东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威，林彪提出“四个伟大”，还规定从中央到地方，不论召开大小会议，都得欢呼“毛泽东万岁！万岁！万万岁！”新疆石河子市一家理发店里有几个人等待理发，其中一个人说：“北京一位医学专家说，毛主席要活一百五十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理发师放下手中工具气愤地骂道：“放屁！”，于是个个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坐在门前一个人竟被吓跑了。正当大家为他活得不耐烦而目瞪口呆时，他悠然地续上一句“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只能活一百五十岁呢！”在座的人无一不为这个文化不高而机智诙谐的理发师所绝倒！
我们这些“黑老三”不仅白天延长劳动时间，晚上还得学习讨论《老三篇》，挨次发言。有个“黑老三”说：“老愚公实在太笨，为什么不把家搬到山外边去住？”监督我们学习的队长，也忍俊不禁地笑了。此人确实目不识丁，在饥饿年代偷了一只羊，被判了三年徒刑，地道的一位三代贫下中农。倘若换了一个人，那就严重了。1965年，那次按等级编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偶然一句笑话都被掐头去尾向上告密。1966年进入毛泽东时代最恐怖时期，一些原来跪着的人，也在波峰浪谷中折腾醒了，大家讲话也比往日随便。这时议论最多的，是中共政策不稳定，一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就被下一次中央全会所否定，在唯物辩证法里就有“否定的否定”那么一条。一位初中毕业对历史情有独钟的“黑老三”，对中共的朝令暮改说得很幽默含蓄：“在游艇上诞生的党，所制定的法规是不会稳定的。今后不论成立什么党，大会应在山东泰山召开才好。”由此想到许多警语，并非完全出自哲人之口。
许多“黑老三”熬过了痛苦的长期徒刑，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却在看不到头的黑暗历史隧道中自杀了。一位甘肃静宁人，姓马而不是回族，名字忘记了。他在饥饿年代偷了食堂几十个馒头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始终不认罪，谩骂监管人员，被一次又一次加刑，直到1972年才被“释放”。他读过两年书，却爱咬文嚼字。一天，他向我请教：“怎么刑满了，还是犯人？”他提的这个问题，中共法官谁也解释不了。他就在这年冬天一个北风呼号雪花飞舞的夜里，悄悄走出宿舍，吊死在渠道边一颗木叶尽脱的柳树上。听一位亲眼目睹的黑老三叙述：脑袋下垂，鼻下拖着半尺长的冰溜，一只鞋丢落在地上，活象留给世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当一个人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安逸，就会毅然地结果自己的生命。在那屈辱的岁月，我也曾产生过自杀念头，所以迟迟没死，还是从老子《道德经》上“骤雨不终朝”那句话里，悟出了一点希望。在那个普遍轻生年代，寻短见或精神崩溃的，一部分受不了肉体折磨，而另一部分因读书少思想境界狭窄。受过高等教育而自杀的，大多是学习理工医农的，他们对暴政的承受力，远远没有学人文学科的大。毛泽东如果不造反，老死不过是一名中小学的文史教师。他“成则为王”后，最怕的是摇唇鼓舌、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任用一批粗识文字的官员，去管理工人、农民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就足以治国平天下了。据我所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理工医农只占1／3，其余都是学习政法财经文史的。受过文史教育的人，自律性强，又懂得调整人际关系和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些人有助于安邦兴国、长治久安。但这些人不会相信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些昏话的。
1968年6月18日早晨，我们被指派去收割苜蓿，向农田方向没走几步，分队长要我把镰刀留下，跟着四个陌生人走。到了人迹罕至的一条废渠道边，他们把我吊在一棵柳树上，扒掉长裤，两人一班，轮番用皮鞭抽打，要我交代在新疆建立什么反共组织，发展了多少成员？鞭打到没有呻吟时，才把我抬到苹果园中一个小房子内锁起来。当我苏醒时，发现臀部以下皮肤呈紫黑色，小便像血一样鲜红。夜深，我被解开绳索，加上镣铐，扔到一辆刚卸过煤的卡车上，押到团场看守所，实际是从露天监狱转换到封闭监狱，这种转换对我已不重要。甚幸奉命捆绑吊打我的人，还有点天良，没有伤及我的筋骨，让我还能站立起来。我被推进监所，上了背铐，入夜不得睡眠，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在土铐上缠上带有疙瘩的铁丝，几分钟后，腕部像被烈火烧过的那样灼痛，让我尝尝“痛不欲生”的况味。听老犯人说，不到天亮是不会解开的。这种刑讯手段比捆绑吊打还毒辣，吊打到一定时间，便会昏厥，失去疼痛的感觉。这十二个小时，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黑夜。待天明铐子打开时，铁丝疙瘩已嵌入肌肉，溃烂了三个多月才愈合。第二天审讯开始，主审的是来自甘肃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干部，要我交待在酒泉成立的反共组织，并追问“流放益豪放”那首五言绝诗是不是我写的？并说这首诗已在河西走廊上许多农场犯人中传阅。我承认诗是我写的，至于反共组织却没有。主审人见我不交待，缓慢地说出：“××××党”五个字，要我承认。我说，任何性质的党，除名称外，还得有三个要件：一是党纲，二是党章，三是组织机构，三者缺一不可。他们从我相处过的人中，已经了解到我的一些观点，我也不妨把自己经过十几年独立思考而认定不疑的治国大纲，向他们和盘托出。他们记录不了，让我自己写出来，按上手印。我说我的政治主张，不是我个人见解，而是重复1945年8月国共会谈中，中共向国民党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上，我主张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使用权属农民，可以有偿转让。矿山、铁路、国防工业、水利设施、以及关系民生的大企业由政府聘请专家管理，中小企业全部归私人经营，政府以税收和信贷加以节制。文化、教育、新闻、卫生等事业，允许私人创办。必须由政府管理的，仍应聘请专家主持，给与充分的人事权。外交政策上，既反对过去的一边倒向苏联，又反对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我的交待比他们掌握的总和还要多，而且系统化，表示很满意。只是我申明这是我个人的纲领，他们一定要我承认这是集体通过的纲领，还要我承认 有用暴力推翻中共政权的企图。我说，人民锻造武器组织暴力的时代早已过去，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昌起义的暴力，从满清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南昌起义的暴力，又从国民党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如果还停滞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1960年我国饥饿的百姓早已揭竿而起了。主审者咬定我反共思想根源是因家庭失去了土地。我说，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土地已成为商品，买到土地的农民成为地主，卖掉土地的地主又成为农民。农村阶层流动性很大，三代地主是不多见的。俗话说：“千年土地八百主，百年土地转三村。”如果中国共产党早在本世纪初取得政权，我的先人可能是农业劳动模范和造林积极分子。倘若中国共产党再推迟几十年取得政权，我家的土地经过几代人一分再分，也就成为贫下中农了。我的那份长达三十多页的供状，假设没被烧掉，至今应该仍封存在酒泉公安局档案室里。1979年夏天，我在酒泉见到了毕业于合肥工大当年记录我口供的谢某，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根据你豁出性命的供述，我认为你是死定了。”
这次审讯结束，并没有把我押回甘肃，而是留在新疆监所。在羁押了一年半后，却出乎意外地让我回到原来的劳动地方。在这一年多时间内，有一件事值得记述。当时举国上下都在盛行向毛泽东塑像或画像进行早请示晚回报的宗教仪式，监所内高墙上也悬挂一幅毛泽东画像，每天早晚我们都要肃立在像前责骂自己。一天师保卫部下来一位视察监所的干部，大骂所长：“怎么能把伟大领袖像挂在这里，与被专政的犯人关在一起？”此后我们免去这种精神折磨。
我从监所出来，大雪纷飞，回队赶上过春节，吃的不比监所好。这时，黑龙江、新疆边境上中苏发生军事冲突。还是“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新疆搞了一次“肃反”。以后知道与蒙古接壤的甘肃，也搞了一下，内蒙、黑龙江不得而知。新疆每个县和兵团每个团场至少处决一至二人，我们团场杀了一个公开谩骂毛泽东的河南老太婆，没等押到大会会场，便吓得瘫倒在地，由行刑人员抬到刑场处决的。这位老太婆的丈夫，是1951年押来新疆的犯人，系“黑老三”的家属，听说神经失常。那次万人公审大会，我被一个提着手枪的民兵压进会场的，会后又被监控起来，奉命监视我的是一位上海支边青年。他读过中学，父亲三轮车夫，对我这个政治魔鬼，怀有一点阶级仇恨。大约三天以后，他耐不住长夜监守的寂寞，进到房间与我聊天。当他知道我曾在上海读过书，便与我交谈起上海情况，阶级界限似乎已不是开始那样分明了。我不与他谈政治，只是一般神聊，有时谈着谈着，他倏然走开，还丢了这么一句：“你太可怕了。”相隔不到一两天，他又来找我这个“可怕的人”聊天。那场历时三个月的恐怖，如我留在队上，又少不了几番捆绑吊打。我在营部被监控的日子，那位湖南籍读过高中的教导员，待我很客气，维护着我读书人的尊严。那位由国民党士兵提拔起来动乱期间唯一没被打倒的河南籍营长，对我却一脸冰霜，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做作。这次狂飚掠过，又把我调往另一个生产队。离开营部时，这位教导员对我说，你身体孱弱，我已告诉那里队长，对你劳动不作过分要求，但千万不要说话随便。在等级森严的当时，如我处在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没有胆量说出这些富有人情味的话。由于营教导员打过招呼，我到那个队后，没有受到出格的“虐待”。这个生产队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大白菜，供应乌鲁木齐工厂、机关食用。1971年阳历10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为一辆卡车装载大白菜，等待白菜装满、车子已经发动时，这位司机附着我耳边说了一句“副统帅归天了。”随即把车开走。可这时农场开会还在呼喊这位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记得团场向党员干部传达林彪之死，已是1972年元月。此后，农场对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又宽松了一段时期，还恩准少数“黑老三”回乡探亲。
又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3年3月，新疆地面积雪刚刚开始融化，甘肃酒泉县保卫部来了四个人，向我出示了逮捕证，把我从这块西汉时代开始屯垦并融入我大量汗水的土地上带走，又回到了离开十二年的河西走廊。新疆兵团农场对外宣传为机械化农场，也仅仅是犁田不用牛，其他全凭人力。水利设施缺乏科学规划，灌排渠道挖了又废，，废了再挖，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好在这里的人力比畜力还贱。指导农业生产的全是一批没有受过农业科学教育的复员军人，他们往往一个愚蠢的命令，白白浪费了无数精英者的血汗。对待土地急功近利，只知索取不知养护。由梭梭、红柳等固沙植物编织成的绿色植被，被坎土曼层层剥光，致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变得狂躁不安，使大片被开垦出来的农田又逐渐被沙化，形成沙进人退的沮丧局面。新疆大多是内陆河流，土壤深处含有大量盐碱。由于多年引水灌溉，地表水与地下水沟通，盐碱上升地面，吃植被，啃庄稼，咬房基。自然界无情的报复，是不可能用阶级斗争手段镇压下去。我曾向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提出书面建议，实行“三保一”的耕作方法。即三块田种植牧草，把牛羊厩肥集中使用在一块种粮种棉的土地上，而后轮番更替。既保养土地肥力，又使土壤不会碱化；既减轻劳动强度，又提高农作物产量。农田与沙漠接合部，种上耐碱耐旱的沙枣树，形成防风抗沙的绿色林带。我不曾学过农业科学，不能对自己的建议从学理上加以论证。在惯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的中共官僚的眼中，反共分子不可能怀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连片纸只字的回答也没有。从团场到乌鲁木齐有三百多公里，押解我的这辆卡车，没有走宽阔的柏油公路，而是行驶在由哈萨克牧民放羊踩出来的便道上。六年以后，我被解禁回到新疆，听说当年不走大路走小路，为防备“黑老三”劫案，不知此说有几分可信？
酒泉监所犯人生活远比新疆犯人苦，每天9市两玉米面，吃的菜是蔬菜门市部三天卖不掉论堆购进的，冬季菜是夏秋两季晒的干菜，味同树叶。每当犯人吃到新鲜萝卜时，所长安慰犯人：“萝卜是个好东西，生克熟补。”难道他看不出个个囚犯都补得骨瘦如柴鸠形鹄面？囚禁一年多，我的头发大量脱落，牙齿已具有吃软怕硬的小人品质，新进来的犯人喊我：“老汉”了。我由青年而壮年，由壮年而老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当时用粉笔写在厕所墙壁上的“打倒江青”的标语，都要科以十年徒刑。像我这样家庭出身又系统地攻击中共各项政策的人，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判决。在那恐怖年代，每个看守所都关押着象我这样数目不等可杀可不杀的政治犯，如有什么运动，提出去就可起到杀一警百的镇压作用。关押期间偶尔也提审一次，要我谈谈最近的想法，这完全是东北人所谓的“进门喊大嫂，没话找话说。”一次审讯，审讯人员与我闲扯了一会，便打开厚厚的卷宗，翻了几页说：“你父亲在1951年春被我们镇压，你怀有杀父之仇”。上海公安局逮捕我后，照例要发函调查我的家庭情况，一定是家乡政府在复函时把我伯父误认为我的父亲。我说：“我父亲被判过两年徒刑，即将刑满时，患痢疾病死的。”他说：“这是你劳动教养决定书上这样写的，我也无权予以更正。”
在上海、新疆、甘肃监所内，都不准犯人阅读书报杂志，这是全国统一规定，主要不能让你在精神上逍遥法外。酒泉每间牢房，都有雄文四卷。为了不让大脑空转，我背诵选集中一些注释，其中有我国古代典籍中大段原文，可以开卷有益。为改变瞪视四壁无所娱遣的监狱环境，于是画纸为棋，与同室囚友相持于楚河汉界中。记得197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灵感不期而至，填写了一首咏弈的《念奴娇》词。
深沟高垒，纷争地，几笔纵横虚设。久处太平思战乱，纸上运筹帷幄。雪夜炉边，柳荫长夏，秋雨连绵夕。今来古往，消磨多少岁月。 胜败得失无关，为营步步，俨然若仇敌。搔首咨嗟一着错，忽而兴高采烈。镇物矫情，老谋深算，曾不露声色。为人气度，从旁窥出消息。
饿牢里的囚徒每天眼巴巴的等待两个窝窝头，其他一切欲望都被体内熊熊的饥火烧光了。有的犯人把领到的窝窝头放凉，冬天放到铁窗外冷冻，可以延长咀嚼时间。这样做会消耗体内有限的热量，他们一点听不进我的劝告。还有两个犯人商定，今天你吃下我的，明天我吃下你的，这样轮流半个月，双双都病倒了。我每餐一个窝窝头下肚，喝上一点菜汤，把记忆的诗词默诵一遍，下午那个窝窝头便不知不觉到口了。西方人说：“愤怒出诗人”，我说：“诗合狱中吟”。可惜自肺腑间汩汩流出的诗章，无法落在纸上，时间一长，也就忘却了。“铁石无心犹指南，思亲万里赭衣单。……屈子行吟问汨水，黄巢呼啸入长安……”“垓下悲歌犹气短，长沙痛哭亦痴狂。”这两首写于酒泉狱中的七律诗，而今零零落落只记得这几句了。
1975年秋，我们牢房来了一位陕西籍军官，暂时寄押在地方监所，与我相处了好几个月。他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被另一位军官告密而被捕的。他出身三代贫下中农的家庭，怎么也挖不出他思想的阶级根源。他在离开监所被押往兰州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时，我赠给他一首七绝诗：
铁窗偶语送黄昏，共许微身铸国魂。此去留心求大木，阴谋架设自由村。
七十年代末，我到中学教书，他也平了反，还来看过我。虽被定为无罪，还是不准留在部队，让他回到原籍种地去了。
我在酒泉监所囚系四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许多见闻，至今不能忘怀。酒泉县果园公社抓来一个杀死亲生母亲的青年，这种忤逆大罪，在古代要受绞刑的。听说今天的英国仍保留绞刑，施用于那些死有余辜的人身上。这个小子对他母亲抚养他姐姐的女儿不满，竟用菜刀把母亲和外甥女都砍了。这个歹徒名叫趙永生，那年才18岁，读过初中，人颇壮实，两眼发着凶光，我怀疑这个小子的血管里流淌着古代匈奴人的血液。入监后，便用脚镣手铐把这匹野兽牢牢地束缚住。被判处极刑那一天，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怎么起了个‘永生’这个名字？”几个月后，趙永生的邻居因犯了什么被抓了进来。据此人说，趙永生的食量极大，怨恨其外甥女吃了他家有限的口粮，酿成一场骇人听闻的人伦裂变。酒泉中学有位高中数学教师，名叫秦秉泗，出身地主家庭。文革期间，在学校打扫厕所，其子受到株连，入不了团，升不了学，当不了兵，招不了工，找不了对象。一天，他拿起菜刀砍杀给他原罪的父母，也许下手时有点手软，没有砍死。他怀揣雷管炸药，引爆身亡，这件事原是从犯人口中得知的，后经了解，确有其事。险些做了儿子刀下之鬼的秦老师，于七十年代末，又走上讲台，直到退休，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酒泉下河清公社有个名叫王晋喜的青年农民，只因爷爷手上买了几十亩地，他也成了地主崽子，三十多岁找不到配偶。在生产队里，干又苦又累的农活，工分却挣得很少。一天，他去供销社，乘人不备，穷极无聊地偷了一包香烟，很快被人发现。这种小偷小摸行为如发生在三代贫农青年身上，批评批评也就算了。可是供销社主任却找来一帮人对其进行批斗，拳打脚踢后，关在一间房子里。晚上，他竟用镰刀把自己生殖器阉了。这种惨不忍睹的现场，连那些听到阶级斗争号角就感到欢欣鼓舞的农村基层干部，也产生怜悯之心，赶忙把他送进县城医院。因为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创口缝合后，又送到酒泉监所关押了一段时间。有个犯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出身不好，找不到婆姨（甘肃土语即妻子），留它有啥用？”这件事又说明了什么？在酒泉囚禁期间，每年都见到几位因奸淫妇女被逮捕的生产队长和大队长。有个生产队长相貌丑恶，而身体壮实，队上所有年轻妇女都被他奸淫过，比他大两岁的同族婶娘也没被放过。他对地富妇女实行强奸，对贫下中农妇女以派轻活多给工分的手段进行诱奸。听他不以为耻的自述，这次抓进来是栽在军婚上，他与一位军人婆姨通奸被告发，才把以往的事扯出来。他还说，地富儿子看到我与他的婆姨躺在炕上，都不敢吭声。他们要上告，我就说他们的婆姨拉干部下水，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声势造得如此浩大，中央有一文一武的周恩来林彪的拥戴，下面有一大批怀有当官野心的“红卫兵“支持。毛泽东取得党内绝对权力、一句话顶一万句后，又把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分期分批地扶起来。这样再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年轻人留在城市，不是最大的隐患吗？于是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男女知识青年下到农村，许多人百无聊赖，桑间濮上，寻欢作乐。农村一批生产队长，利用手中权力，对女青年进行奸污，怀孕堕胎的事时有发生，引起女知青父母的愤怒和不安。中央下令，对奸污下乡女知青者，要用重典。1975年春的同一天，酒泉处决了一个生产队长和一个猪场卫生员，二人都是各与两名女青年通奸。这位卫生员是个孤儿，当过兵，未婚，长得俊秀。当他出乎意外地接到死刑判决书，要我代写上诉。他自述手中无权，并非诱胁成奸。他先是与一位女青年发生性关系，这位女青年介绍他与另一位女青年认识，又勾搭成奸，情节并不复杂。在上诉书结尾，我写了这么两句话：“希望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徒刑。”不等上诉书递到甘肃高院，便于第三天处决了。刑车开出后，沙尘暴起，日色无光，能见度一米以内。听酒泉老龄犯人说，他们一生中都不曾遇到过这种罕见的气象。人们议论，这是滥杀无辜天人感应的结果。上诉状交上去，他满怀生的希望，还出了一个字谜给我猜：“一条虫，千头萬尾”。我没猜出，他说这个谜底是“禹”。他还告诉我：“某某领导以许诺招工回城，奸污了十几名女知青，现仍逍遥法外。即使杀了我的头，也杀不了这股风。”我被押来酒泉，死的恐怖阴影，一直跟随着我。常想我到了那么一天，一定要神色坦然，步态从容，倘使这时想到故乡老母，也许方寸大乱，黯然神伤，给观刑者一个怕死鬼的印象。我认为，走过场的死刑上诉，不如一经宣布，立即绑赴刑场，倒还仁慈些。从宣布死刑到执行枪决的三个日日夜夜，是死囚最难熬的时刻。听老犯人说，捆绑死囚都勒到最大限度，让你痛不欲生时，才会视死如归，这是残忍中寓有几分仁慈。
与我囚禁一室四年之久的一位政治诈骗犯，比我略长几岁。东北辽宁人，有副嘹亮的歌喉，日本歌唱得很动听。他揣摩我是政治犯，想在我身上找点立功赎罪的东西，又抓不住我的反共言论。冬季一天，火炕烧得过热，我的垫褥被烤得焦黄，我讲了一句玩笑话：“高亢的秦腔，最早就是火炕烫得受不了时喊出来的。”这天晚饭后放风，他报告所长，说我诬蔑秦腔。所长卟哧一笑，不加理睬走了。这个骗子不知我的案件底细，即使我骂了所长老娘，我还能罪加一等吗？在长期监禁流放过程中，我最怕遇到的就是这些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人。
封建的农奴庄园
毛泽东去世不久，王张江姚被捕的消息，很快从新入监犯人的口中知道了。毛泽东时代，监狱是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窗口。华国锋掌权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1977年上半年，全国情况不知道，甘肃每个县都杀了几个罪不该死的人，监所里充塞着一股肃杀之气。下半年，中央政策有些和缓，命令各地加紧清理积案。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以“妄图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八年，押往甘肃永昌红光农场服刑。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人，一位判刑十年，已囚禁九年一个月；一位判刑七年，已囚禁六年七个月。我们三个犯人由两名武警押送，长得挺拔英武的那位陕西渭南武警，等上了火车便把我们刑具解下，并说：“你们三人都是大学生，不会为难我们。”他带着我们其中一位到餐车买饭，向炊事员说：“这是犯人，请多给些饭”炊事员把盛入铝质饭盒的饭压了又压，让从饿牢出来的我们，饱餐了一顿。到河西堡车站下车，这位渭南士兵，以商议的口气说：“农场马上派车来接，委屈你们一下，再把铐子戴上，不到半小时就到农场了。”
这位善良厚道不顾阶级斗争说教的士兵，现在生活在哪里，我深深怀念您！
这座农场约有千余名犯人，其编队办法与新疆不同，把反共罪犯编成一个中队，防止“政治麻疯”传给一般刑事犯。这里的“反革命分子”，有在中共建国前在国民党政权下任过保长、连长以上职务的历史反革命；也有祸从口出或笔出，骂过毛泽东林彪江青或吹捧过刘少奇邓小平的现行反革命。有位广东籍犯人，五十年代初被判过死缓，后改判无期、有期，服刑三十年还没有跨出牢门，也没有使用过人民币。一天，他问队长：“我服刑几十年，起初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爪牙，1957年又说我们与右派分子相呼应，60年代又说我们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又说我们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打倒‘四人帮’后，又说我们灵魂深处与王张江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究竟我们是哪类的人？”这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犯人，颇有点大无畏精神，问得队长张口结舌，一笑置之。监管人员的文化，普遍不高，即或马列主义理论家，面对这样不算刁钻的问题，也哑口无言的。
甘肃民勤县位于腾格里沙漠西缘，老百姓防沙抗旱，生活艰苦，但穷且益坚，教育比较发达。我在红光农场遇到民勤白家叔侄二人，都读过高中，在家务农，喜欢学习，勤于动脑。1974年他俩写信给张春桥这位“理论权威”，问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德国人所接受，而到了俄国才大行其道？”信中又问：“我们反对向西方学习，难道马恩列斯都是东方圣哲吗？”该信投寄后，便被民勤邮局扣下，交给了公安局。叔叔主谋，判刑十年；侄儿从轻判了七年。可见人的思辨禁锢不了，总是要寻找突破口的。
这个农场颇像西欧中世纪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犯人主食是没有筛去麸皮的全麦粉，食量小的可以吃饱，食量大的再多吃点蔬菜。冬季还派汽车去内蒙阿拉善右旗，拉运牛马骆驼的杂碎，给犯人冬补一下。因为犯人身体垮了，生产上不去，不能以犯养犯，而且养活不了狱吏及其家属。农场还有上百亩苹果园，看守园子的都是犯了奸淫贪污的中共县团级干部。每年苹果熟了，犯人们也可分到小果和落地果十余斤。监管干部大部分都是永昌本地人。永昌与武威毗邻，却比武威人忠厚，我们那位中队长从无疾言厉色，似乎对犯人恨不起来，犯人们背地戏称他：“老奶奶！”此人比较胖，并不臃肿，我发现肝火不旺的人才能长肉，而瘦人则相反。也许受到农村包产到户的影响，到了1978年农场也搞一点承包。以组为单位定出一定工作量，哪个组干完哪个组休息，这样组内一个人少干或不干，必然把工作量转嫁给其他犯人。一位金川镍矿技术员，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湖南人却没有三湘的性格。三十几岁，体格魁梧，有力不出，招致大家不满。一天，我们去田间劳动，看到从定西来走廊趁食的人群，他念出了他的老乡毛泽东所写的“到处莺歌燕舞”哪句诗词，讽刺眼前这张《流民图》，被某个犯人向队长报告了。他埋怨犯人愚蠢，豆萁相煎，却不懂自己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这位通晓物理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只能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坚持不损害群众利益，即使去了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也会受到那里居民尊重的。人们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与形形色色的人都相处过，发现并非“物以类聚”，缺德的人不愿与缺德的人共事，都想亲近绝无损人利己行为的正人君子。如有人问我：“失去自由这么长的时间，有什么独特的生活体验？”我的回答：“只有道德和知识，才是任何暴力剥夺不了的财富。”
我在新疆十余年，主要挖渠道，没有割过麦子。这个农场的作物以小麦为主，全部靠人力收割。白居易《观刈麦》“背灼炎天光”那句诗，不到割麦现场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烈日当空，个个流汗的脊背上都有一面反光镜子。一个人收割一亩麦田，得12个小时的紧张劳动。1978年麦收开始第二天，我们正在田头吃午饭，农场毛副场长莅临。这位忠厚长者复员前任过营长，他向我们讲话：“夏收很辛苦，听你们队长反映，伙房还杀了一头二百斤重的大猪……”没等毛场长说完，我便高喊：“二百斤重的猪，每个犯人只吃到二两肉，其余落实到哪些人的嘴中？”犯人一片哗然。毛说：“你的意见，我下去一定查”那位管伙食的高队长，站在一旁咬牙切齿地瞪着我。犯人们预料，毛副场长一走，我便要被麻绳炒肉。这时全国政治气候正悄悄地转暖，没有让我吃上皮肉之苦。那位队长在后来日子里，对我很客气，真是不打不成交。监管我们的一位四川分队长，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比较右”，实际是人性多一些。一天，我们劳动后坐在地头休息，他冒出这么一句：“你们要暴动，不会杀我吧！”我们一百多个政治犯，都是在不同时期出于中共统治需要抓起来的，压根儿没有统一的政治思想和摇撼中共政权的企图。我离开农场一年多，听说那位队长栽在他一个小偷老乡手上。1979年我们那个队上100多个犯人，几乎全部放掉，补充进来的都是打架、渔色、谋财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位长期流窜河西因偷窃落网的四川籍犯人，自称会砌家庭节煤灶。四川队长相信这位老乡的鬼话，从高墙深院里把它提出来，不到两个小时便拜拜了，害得这位良心大大好的队长受到削职为民的处分。在人际交往中，重在考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爱搞同乡会的人，迟早要大吃其亏的。在我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但它也具有许多政治领袖所没有的过人之处，他在用人上不搞唯“豫”是举。
1977年冬季一个霜风凛冽的早晨，我们下田劳动，通过一座木桥，一位甘肃泾川犯人不小心滑下河里，衣服透湿。到了工地上，组内的广东、山东籍犯人都忙着解衣给这位落水者穿上，但甘肃乡党不仅不解衣相助还用土语加以奚落。19世纪，以广东人为首掀起两起革命运动，再看我国古代的人民起义，一次又一次都在齐鲁大地上风起云涌。今天生活在海外华侨，南方以广东北方以山东人居多，这绝不是偶然的。缺乏互助同情心的民族和地域，不可能凝聚成巨大冲击力量的。
我们中队一百多名犯人中，有位姓萧的，名字忘记了。原是河西堡化肥厂工人，平日郁郁寡欢，又落落寡合，工休时间总是捧着一本高等数学书，从不向人透露自己案情。他与我相处时间并不长，但认为我为人厚道，便把他家庭悲惨历史痛心疾首地向我叙述一遍。他是江西人，其父是位被共产党留用的公路局工程师，文革开始便被批斗、毒打。他的大弟弟不仅不同情父亲的处境，还向父亲索要零用钱，声称如果少给或不给，便要揭发其父在家里发牢骚的话。父母忍无可忍，便给正在合肥学习的他，发了“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当他匆匆赶回兰州的家中时，发现母亲并未病倒，只是消瘦苍老多了。经过父母妹妹和他四人合议，乘另一个弟弟不在家，便将这个逆子用麻绳勒死，埋在自家院内。时隔不久，他另一个弟弟察觉出家庭的行动，威胁其父要钱，否则报告公安局。刚烈的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在母亲妹妹和他合力下，又用麻绳把这个逆子除掉，还是埋在庭院内。处死了两个弟弟后，他去合肥学习，父母也搬离这所住宅。一种异味引起新来房客的警觉，这场骇人听闻的伦常裂变的案件暴露了。他父亲判了死刑，母亲无期，他二十年，妹妹四年，彻底家破人亡了。
1978年夏天恢复高考制度，副中队长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能为他儿子辅导功课的，便把我调到没有武警看管的猪场喂猪，他儿子来去也方便。我离开书本太久了，不能进行全面辅导，又因为时间紧迫，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应试落榜了。南方贵州和北方甘肃都穷得出名，甘肃许多地主都不识字，与我一起喂猪的一位地主，就是目不识丁。他平日对队长态度恭谨，但看我给队长儿子辅导数学，便附在我耳边轻声说：“你教得不能太认真，他们儿子考上大学还要压迫我们子孫后代的”。我告诉这位老地主：“队长儿子能考上大学，就不会是一个笨伯，也不会再念那本阶级斗争经的。”我喂了30多头猪，猪吃不饱，总是越圈寻食。猪死掉一头，报请队长验明正身，也就算了，可是逃脱一头，却责任重大，将被怀疑把猪卖给了老百姓。往往为了追回一头逃逸的猪，简直疲于奔命。我曾写过一首诗，记录这段喂猪经历。因为“吟罢低眉无写处”，时隔二十年，已经忘记了。经过苦苦追忆，还找回几句。“我遑遑兮为尔食，尔嗷嗷兮复为谁？尔越圈兮遭我打，我越狱兮遭枪击。…”每天喂猪毕，还要抓紧时间把猪粪铲出，运到一处堆积起来。我因在酒泉囚禁太久，气血双亏，经受不住猪圈内细菌的侵袭，食量锐减，夜间盗汗如洗，终于病倒了。那位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犯医，医道还算高明，无奈药物短缺。我又离开猪场，重新返回高墙，住进了病号室，一直躺到1979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42周年，被宣布无罪释放。也是历史巧合，正当1979年我国大规模平反时，罗马梵蒂冈天主教教皇也为公元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平了反。
红光农场政治犯人中还有一位来自金川镍矿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的技术员，广西人，具有倔强质木的山岳性格。平日不与任何人接近，被看作是政治上的“死火山”。他与上述的来自同一单位毕业于同一所院校的那位技术员不同，劳动时尽力而为，不愿增加其他犯人的劳动强度。在我离开农场前几天，镍矿开来一辆吉普车，接他回原单位工作。他看到来人，连“平反书”都不接，转身跑回高墙，队长紧跟后面，要他快快收拾行李。他说：“你们为了政治需要，把我抓进来，现在又出于新的政治需要，又把我拿出去。今后又因为新的政治需要，把我再次抓进来。这样进进出出，你们不感到麻烦，我实在受不了。”第二天，队长告诉他：“你既然愿意留在这里，还得下地干活，不能不劳而食吧！”当他走出高墙到工具房去取铁锨时，队长早已吩咐一个犯人把他的铺盖卷了出来，几个人把他连拉带推，搡进了车中。戴了二十多年右派帽子的著名作家公刘，1979年平反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来之不易的一点公民权，仍然存在着再度被剥夺的危险。”没有一个稳定的保障人权的法制，人的命运系在某个有绝对权威人物的喜怒哀乐上，什么人权、公民权都是空的。我在长期监禁流放中阅人多矣，我只见到两个奇人，这位拒绝出狱，要把牢底坐穿的广西人是一个，另一个是我在新疆劳教队遇到名叫梁家慈的上海人，其父曾任某私人银行的襄理。他毕业于上海俄专，在石河子某校任俄语教员，其劳教原因不详。他走进劳教队后没有移动一锨土，没有说过一句话，队长指使一些无知的教养人员对他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把他戴上手铐，头脚倒置在一个大土坑中。他的衣服被偷光，几百元的存款以代交伙食费的理由被没收。最后怕他抗拒劳动的行为影响他人，把他转移走了，不知当局又为他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安身立命之所？我在当局眼中，也是一个顽梗不化、死不悔改的反共分子，但我始终坚持不认罪不告密，却没有拒绝劳动的勇气。可以说当时有一条潜在的法则：不劳动，不得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肉体消灭了，又如何独立思考？这在哲人眼中，我的行为也是一种苟且偷生。
被推上中学讲台
因为中央有指令，自何处逮捕，平反后仍返回何处安置。1979年7月12日我回到新疆玛纳斯河畔那块我熟悉的土地。走进团场政治处办公室，一位年近五十的干部坐在办公桌上，一只脚踏着椅子，右腿架在左腿之上，居高临下地与一位年轻的下属在闲聊。我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掃了他俩之间的谈兴。那位岁数大的不屑一顾地问我：“有啥事？”我没吭声，掏出宣布我无罪的裁定书递上，认为这比我口述更直截了当。他对裁定书看得很认真 ，只是看完后脸色一沉：“你这次回来，要好好地加强劳动改造。”在此人眼中，我还是中共的罪人。你既然出口伤人，我也出言不逊的骂了他一句：“你在放什么屁！”他一脚把椅子踢倒，腾地下来骂我：“你还这么嚣张！”那位青年也站起来帮腔，争吵声音越来越大，把团场各科室闲得无聊的干部都引了出来。政治处办公室门前围观了几层人，这就大大丢了这位事后才知道的政治处吕主任的面子。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提出不见档案不安置。我刚走出他的办公室，就听到他恶人先告状地向农八师政治部挂电话，说某人一回到团场，就大闹政治处办公室。吕主任是在我逮捕后从另一个团场调来的。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士兵，放下武器后，自称出身穷苦被国民党抓壮丁入伍的。在历次运动中，他在向国民党军校出身的军官斗争中表现积极，逐步爬到营级干部。文革开始，这批1949年9月25日起义的被称为“九·二五”的干部，每个团只保留一二人，其余全部被打倒。林彪死后，这批人又分期分批复职。我与他原不相识，他是从团场前任政治处主任那里知道我这个很难对付的“黑老三”。
我们这个团场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约一万余人，共有三所中学。现在每所中学都有与我共过患难的上海劳教人员任教。他们听到我活着回来，都鼓动学校校长去政治处要我。那位吕主任要我写检讨，被我拒绝。我在新疆朋友处休息了两个月，又回到了酒泉，找到判我有罪又判我无罪的法院。那位温文尔雅的院长听完我解除禁锢后颠沛流离的叙述后说：“谁也没有抗拒中央指示的胆量，明天我院派人去新疆自治区党委交涉，你在此等候消息。”我游览了有着西汉胜迹的泉湖公园，又参观了嘉峪关的城楼。过了一周，我去法院听消息。院长说：“我院派去新疆的人正要出发，酒泉教育部门听到你这个人，要留你在这里教书，你若愿意，我们不再派人去了。”这样，我便留在酒泉，那位吕大主任也维持了自己的尊严。听说，因为拒绝接收我，后在团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他被迫作了深刻检讨，他那点尊严又失去了。我并不怨恨这种人，他虽是中共营级干部，仍停留在国民党军队普通一兵的知识水平上。
当我第一次跟隨校长昂首走进教室，经过校长简短介绍后，开始向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时，我想这该不是一场梦吧！学生们对我这个只当过学生、不曾当过教师教学经验等于零的人讲课，并没有求全责备。为了不愧对这些知识上嗷嗷待哺的学生，我不得不补过了一段“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读书生活，为此还写了一首七绝诗。
人不囚我我自囚，囚入书中得自由。突破时空两局限，古今中外尽遨游。
一个合格的文史教师，必须博览群书，知识面要广，讲起课来才能引人入胜。学生在课堂上没精打采，昏昏欲睡，对教师来说，简直是活受罪！我最厌恶偏离教育规律、不断翻新花样的教学改革。所有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不必刻苦学习便能获得更多的知识，这是教育方面持续大跃进的表现。每一次教学改革都要对传统教育进行一次冲击，，但没有一次取得超越前人的教学经验。那些咒骂旧教育制度的中共领袖们，本身就是传统教育制度下的产物。几十年提倡解放个性的教育，实际上是对青少年的纵容放肆。一种荒唐观念：“青年人总是对的”“学生总比老师知道得多。”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毛泽东发动取消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政变，教育上的反传统步入了疯狂阶段。人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减少而不是增加人性中兽性成分。我们现在已初步尝到了冲击传统教育的恶果，倘若还不回到原来的教育轨道，青年一代的性格将会被扭曲，必然给民族带来久远的灾难性影响。
我没有读过师范院校，也不曾学过教育心理学，只是经常劝导学生早立志。何谓志？我的诠释，就是把个人精力持续集中到学习或事业上。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凡学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我把《三字经》“性相近，习相远”的“性”和“习”改为“智”和“志”，用“智相近，志相远”六个字，启迪学生。神童与白痴都是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儿童的智力不相上下，经过学习过程的长跑，“事竟成”者，都是坚韧不拔的“有志者”。亚圣孟轲教人如何认识社会和怎样合理的生活，给炎黄子孙们留下许多益智的格言。至于他所说的“得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事也。”我有点异议。教育一个具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英才，当然少费口舌，事半功倍。他的这个教育观点远远不及孔子“诲人不倦”的境界高，被后人评定为圣之亚，也是十分公允的。我看到高考恢复后，不少中学教师乐于辅导尖子学生，用其优异成绩宣扬自己教学成就，这是不足取的。“良医之门多病人”，只有对双差学生进行锲而不舍的教育，才能见到一位教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魅力。
二十多年里，我总是被迫交代反对连邓小平都说不清的“社会主义”，此外再没有动笔的机会。现在教学之余，也想写点什么以延缓思维的衰老，但提起笔来，总感到很沉重，我为此自嘲：“废书廿四载，下笔如有鬼”。我知道学术年华已逝，再也追不回来了。每见到报纸上介绍某某教授、研究员的年岁比我小时，我便有点恼火，是谁把我学术生命掐死在摇篮里？最可笑的，我退休以后，还常常做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梦，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死到头上不知死。
二十多年里，我的顶头上司是狱吏和狱卒，如今变成了校长和书记。回忆我在读中学时，几任校长都是日本留学生，它们都是经过县参议会评头论足后，报请省教育厅批准的。不仅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渊博的知识，还愿意为学校发展奉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既综理校政，还给学生上课，道德学问都是教师的教师，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教育界的耆宿。到了八十年代，我们还延用五十年代党管教育的老规矩，教而优的不能当校长，当校长的不能站讲台，可以说是文盲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文盲。我说他们不学无术，他说我与党离心离德。记得在一次全校教师会议上，我顶撞了那个颐指气使胸无点墨的教育处长，大大伤害了他做官的尊严。他向人说：“他当了二十多年领导，由团委委员而书记，由团委书记而校长，由校长而处长，还没有遇到这样缺乏修养的教师。”他误以为我是右派，曾向人说：“五十五万人都搞错了，就是此人没有错”。他还向他的上级告了我一状，要我向他作检查。那位局长还很明智，把他调出教育部门。阶级斗争的凶焰已被邓公浇灭了，这等人也无奈我何！我发现凡是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都是希望阶级斗争永远搞下去的极左分子。一天，我向教师们说：“如果再次搞消灭异端运动，我们五百多名教师只下达一个指标，谁也不要与我争，我们亲爱的处长是会送给我的”。
有的同事哀我不幸，说我大半生坎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说地球上哪一条河流不是从崎岖不平的河床上流出来的。有产家庭固然让我吃足了苦头，但它也给了我读书的机会。与我资质相近的孩子，因为父母穷困读不了书，至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不知有多少？与我同时代敢想敢说的读书人，无一不是伤痕累累，九死一生。与我一道流放西北的人，许多已经肥了塞外沙草。我在将近五十岁时结束了被奴役的屈辱生活，还是不幸中之幸者。有位同事问我：“像你这样的羸弱身体，是怎么熬过来的？是不是有点幻想在支撑？”我说：“你不妨明确一下什么幻想？”他说：“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苏修进攻中国、中共内部的火并等。”我说：“世界大战我不敢想，那时要毁灭人类的。二战结束不久，美国有位军事预言家来到上海，中外记者包围了他，要他谈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使用什么武器？他回答得很机智：“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武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武器是木棒与石块。”我又告诉这位同事：“支持我活下来，是我相信我没有错。人在困苦屈辱的逆境中，需要一点自以为是”。
倚门望子淚阑干
教书后第一个寒假到了，我越秦岭，历巴蜀，穿三峡，经武汉，于除夕前一天回到阔别久远的故乡，与倚门望子二十多年的老母相见。四面通风的三间破草屋，鸡下的蛋都冻得开裂。一家七口买了13斤猪肉过春节，除夕之夜，吃了不到两斤，其余还要招待春节来客。1978年冬，我在河西农场接到家中从几千里外寄来的咸鸡和火腿的邮包，误以为家庭光景过得不错。过罢苦寒的春节，我上山看看，当年遮天蔽日的森林不见了。夜深，再也听不到汹涌澎湃的松涛和声闻数里的山豹吼叫。政府已经认识到森林砍伐殆尽的危害，号召老百姓绿化荒山，只是山地产权没有确定，谁也不愿再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傻事。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忆秦娥》。
老农哭，汗水飞洒千山秃。千山秃，鸟飞不下，溪流尽浊。 而今种树兼种竹，汗水重洒千山绿。千山绿，农林牧茂，家给人足。
上阕是怨恨，下阕是憧憬。浓荫蔽日，兔起鹘落，那是三十年后的远景展望，目前看到的是自然界对我们的疯狂报复。
我在家的日子里，有时望着母亲的背影，很难想象她怎样带着弟弟妹妹从那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中活过来的。我也不忍心让母亲回忆这些伤心往事，去扣击她永远愈合不了的心灵创伤。母亲也不愿向我诉说整整三十年在等级压迫下所受的物质和精神磨难，以免引起我把家庭生活重担推给母亲的内疚。我所知道的许多苦难往事，还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弟弟妹妹们断断续续向我诉说的。土改时被扫地出门，给了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屋，不到一年就倒塌了。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到獾豹野猪活动猖獗的深山老林里，找了一间草棚居住，每逢青黄不接时，还沿门乞讨过。白云深处只此一家，“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1955年的春节竟过错了。
偎依在老母身边，光阴过得飞快。开学日期一天一天向我逼近，又重现早年我离家到邻县上中学时的情景。早在几天前，母亲就在为我收拾要携带的东西。弟弟告诉母亲：“哥哥大难不死归来，是件大喜事，这次离家，您千万不要流泪。”为了赶乘开往合肥的早班车，还得步行20多华里的崎岖山路。母亲督促我早点入睡，而她声声的叹息，让我怎么也合不上眼。当我走出家门，母亲叮咛我路上小心，而我回顾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强忍着眼泪的母亲，哽咽得连一声“是”都回应不出来。
当我返回学校，很快接到弟弟来信，知道我此次东归，绕道四川，跨嘉陵，登峨眉，迟迟未归，母亲双膝跪在雪地里，向四方神灵叩头，保佑我归途平安。1980年的寒假一到，我立即登上东去快车，径直赶到家中，在母亲身边又过了一个春节。这次离家时，母亲叮嘱我，在西北如遇到心地善良、带有女儿的寡妇，可以成个家，晚年有人照顾。这年秋天，在一位关心我的领导媒合下，我与一位因丈夫出差死于唐山地震的遗孀结合，只是她有两个男孩。母亲想得很远，男孩子性情比女孩子暴烈，如严加管束，会发生感情障碍。我想一家四口都是不幸的人，只要待之以诚，视如己出，两个男孩完全可以教育成才的。此后，我每隔一年回家一次。1983年春节，我是在母亲身边过的。1984年暑假，我去上海找公安部门，问一问1955年逮捕我的理由，是不是还正确无误？路过家乡，住了一周，发现母亲比一年前消瘦多了。“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句谚语，让我忽视对母亲健康的关注。这次返回西北，我最怕接到电报。母亲临近八十，已是朝不保夕的高龄，我还是祝愿从深重苦难中刚刚走出来的她，能长命百岁地活到当代人类生命的极限。
1985年3月，学校开学不到一周，母亲病重的电报无情地递到我的手中。火车不舍昼夜地向东行进，我还是嫌跑得太慢。当我佇立在母亲病榻前，她睡着了。听弟弟妹妹说，这是一阵剧痛后的短暂松动。放在桌上的医院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鼻咽癌”，母亲实在太苦了。母亲忍着剧烈的疼痛向我追述她失去慈母的童年。外祖母死时，她还不满6周岁。她有三个未成年的姐姐，一个比她略长几岁的哥哥，还有一个三岁的妹妹和刚满一岁的弟弟。外祖父继承了一百多亩田地，家庭还算富裕，有条件续弦，只是怕儿女遭受后娘虐待，直到外祖母死后二十年，儿女婚嫁完毕，才找了个老伴，以终余年。母亲说：“自从你在上海杳无音讯，失去你父亲的悲痛骤然消失，念念不忘的是你的安危。”吾母生长富裕之家，历尽贫贱之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夫，人生三大不幸，她蒙受了三分之二。虽然我终于活着归来，二十几年带给她的苦楚比夭折十几个儿子还要大得多。我自教书以后，就与学生们一道浮沉在茫茫的高考题海中，最后四个月的冲刺，决定学生们一生的前程。母亲要我快快赶回学校，给我解决了工作与私情的矛盾。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生离死别，再次回乡，见到的不是母亲的慈容，而是凄凉的一抔黄土。在我回校不到二十天，在我们儿女心中唯一的这盏最红最亮的生命之灯，经过七十八载的风霜雨雪，终于黯然熄灭了。
母亲是忍受人间苦难流着眼泪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母亲死而有知，快快魂飞天外，远离给她这么多苦难的尘世。母亲弥留之际，思维清晰，把弟弟妹妹叫到床前，叮嘱他们不要忘怀远在西北的大哥，仍在为她半生苦难至今还孤独地彳亍在人生道路上的儿子，做好晚年的安排。世界上千百种语言文字都在共同记述伟大的母爱。人世间只有母爱，不求回报，没有一点杂质，她把更多的爱分配给不幸的儿女。我是母亲第一个孩子，得到母爱最早，又因受天命虐待最深，母亲倾注给我的爱也最多，弟妹们对此没有半点怨言。我的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不曾为国为民作过什么贡献。可她勤劳节俭、重视子女教育，克尽了做母亲的责任。我童年时不是一个勤学向上的孩子，是母亲的泪水和语言，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世路的崎岖，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效法先贤，朝着知识和道德殿堂走去。试想每一位母亲都能给子女良好的垂范，法网也不会像今天越织越密，社会风气也不会如此每况愈下。
我去上海求学，东薄大海；后流放新疆，西极流沙。可神州大地上多少奇山异水、名胜古迹，都不曾游览过。“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教育人们不要因为纵情山水，而让父母忐忑不安。母亲去世第二年暑假，我便开始南国之行。成都、昆明、桂林、湛江，一路顺风，还环游海南岛一周。就在从海口开往广州大轮上，发生了这么一件让我尴尬难忘的事。我正因大风大浪感到头晕不适时，身边的一位广东青年忽然跳起来，大喊大叫他的钱包丢失了，而且指认就是我偷的。顷刻间，我为乘客们鄙视冷对的眼光所包围，闻声而至的乘警，听了这位青年的简述后，要我出示证件。当乘警看了我的工作证，再也没有诘问，却把那个青年带走了。记得1963年春，我持续咳嗽低烧，团场医院要我去一所大医院进行x光透视，中间要穿过几十公里的戈壁滩。因排队过长，待我透视完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末班车已经过去。我便持透视单作证明，到医院招待所登记住宿。当他们从透视单上看出我的劳教人员身分，便拒绝让我住宿。我越是苦苦请求，他们的脸色越是严峻难看。新疆的春寒够严厉的，我被关在招待所大门外的寒风中瑟缩了一个通宵。23年后，我还是这个人，不同时期打在我身上不同的身分烙印，对我该是多么重要啊！
1987年暑假，我登上泰山看日出，这是因中学时代读过桐城派姚鼐那篇《登泰山记》的影响。只因天气不佳，没有看到“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的壮丽景色。我听到站在我身边一个老人说：“曾几何时，人们都涌到湖南韶山看‘日出’，如今又涌回泰山看日出，任何政治伟人与自然景观相比都是渺小的。”下了泰山，我又匆匆赶到曲阜，孔庙的宏伟规制，简直是一座宫殿。由此可见，历代帝王在重视法统的同时，也不忽视教育人的道统。当我肃立在孔子塑像前，站在我身后有两位农民模样的中年人，其中一位说：“这个老头子是永远打不倒的。”
1990年盛夏，我环绕塔里木盆地兜了一圈。长期维持98市斤的体重竟下降了10市斤。1991年暑假，我又取道敦煌、格尔木，去了拉萨。夜深汽车通过唐古拉山口时，一位年轻妇女怀中的婴儿哇哇哭闹，还有我这个年满花甲的老汉呕吐不止。坐在我身边一位前往西藏打工的甘肃青年农民，递给我几粒药片，并开导我：“老汉！外面的钱是挣不完的。”我点了点头，又能向他辩解什么？我在1988年夏天，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翻越大青山，到过内蒙古草原，没有眼前西藏草原绿得如此醉人。经过唐古拉山口的锻炼后，到达海拔3700米的拉萨，不再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真不凑巧，布达拉宫这座气势雄伟、融合汉藏文化的佛教建筑正在进行整修，只向中外游客开放它的一角。1992年暑假，我游罢普陀山，又去了厦门，站在鼓浪屿的日光岩上，用高倍望远镜瞭望金门大小担岛。那海岸上密如蜂窝的炮眼，显然是在防范海峡对岸的炎黄子孙，随时会在飞机大砲掩护下抢滩登陸。我在1992年退休前，利用七个火热的暑期，跑遍了大陆各省省会，又游览了雄伟的五岳和佛教四大名山。香港地面覆盖着千万座摩天大楼，成为英国殖民的样板，去那里走马观花，看不出它丰富的内涵。澳门是亚洲的一大赌窟，不去也不遗憾。我很想有生之年到台湾转转，阿里山、日月潭，固然令人神往，能把外国人的钱赚到自己口袋的台湾同胞，不值得近距离看一看吗？海峡两岸政治制度的不同，经济状况的差距，也许我生前看不到它的回归了。有朋友劝我写点游记，我却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前人之述备矣”那句话加以搪塞。游记也是文学，我缺少这方面的天赋。有人问我，全国山山水水，你认为哪几处最佳？我说，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是桂林漓江上的群峰，三峡两岸的峭壁和竦峙在浙江近海的山岛。西湖的山光水色也很秀美，只是湖上的山峦缺乏顶天拔地的气势。我的审美观与我崇尚独立不倚的人格，有着一定的心理联系。
1993年夏天，我随着在校教师们深入祁连山去看“七一冰川”。下车后，没有向导引路，三五成群地自由行动。我们认定一座突兀眼前的雪峰下就是冰川所在，走了三个多小时，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眼望太阳快要衔山，我们只得怏怏回到停车处，此行只有几个人看到了冰川景色。人说“看山跑死马”，看雪山更是如此。那是阳历七月中旬，一阵乌云压过来，山上满天飘起雪花，人们常说，祁连山上飞雪祁连山下落雨。我们乘车回到山下，雨还没停，遥想山上的雪下得正紧。
我之将死，其言也激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人活着，怎么糊涂得了。多一分清醒，多一分烦恼，人到晚年，都还是怕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也许有人说我，已经退休有年了，很快要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消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愤世疾俗的激情？我认为，一个人步入老年后，最大的心理缺陷，就是对人对事的冷漠。我死了，骨灰还附着在这块土地上，怎能不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呢？我在学术上缺乏创见，不是一位先知先觉者，而我应该具有认同某些学术观点的勇气，做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后知后觉者。
有过辉煌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能持续发展？因为长期处在一个缺乏竞争的落后国际圈中。敢于向华夏挑战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是被击败便是被同化，于是养成不思进取的惰性。我不同意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孔孟之道， 更不应该迁怒于五世同堂或方块字等。到了近代，我国又为什么没能像日本迎头赶上欧美？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民主法制。首倡民主共和的孙中山，生前没有取得政权，叫他如何实行民主！北伐以后，南京的民国政府取代了北京的国民政府，国内至少有十几个武装割据和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日本入侵，局面更是不可收拾，这让蒋介石如何还政于民。有人描述我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内状况：武人拼命地打，文人拼命地骂，政客拼命地捣。这种没有民主的共和，比君主专制还要糟。直到今天，民主词汇只镶嵌在各种版本的宪法里，民主理念只飘浮在一部分读书人脑袋里，民主制度仍未在神州大地上安家落户。这种状况应该由袁世凯和毛泽东二人负责。
袁世凯出卖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证据不足，免予追究。在他出任大总统期间，全国统一，具有实行议会民主的社会条件，而他复辟帝制，破坏共和，导致南北分裂，失去了一次实行宪政的机会。当年向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要求实行议会民主的毛泽东，在他基本上实现全国统一具备了推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后，搞人民代表由共产党圈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1910年清政府设立的资政院，还由钦定议员和相当数量的民选议员组成。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既不实行人民民主，也不实行党内民主。共产党领导人不由选举产生，得不到有序的更替，出现党内元老长期控制政权，最终蜕变为由毛泽东圈定接班人的个人独裁。他自身不愿改正错误而别人又无力促使其改正错误，只有等待他老死后，中共高层进行一番重新的整合。
盖棺论定不了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对他公正的评价，还期待日后。我们从孔子“贫而无怨难”这句话，可以找到阶级斗争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是俄国“革命输出”的结果，后来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除诸多国际因素如日寇入侵、苏军出兵东北外，杀富济贫的口号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工人運动领袖中，毛泽东的知识水平是最低的；而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相比，又是知识水平最高的。中共党内有人说他从中国历史书籍特别是《三国演义》中学到一些纵横捭阖的策略，不论在对敌战争和党内派系斗争中，都能做到运用自如，终于成为一个造反的成功者。如果说他“伟大”，他的伟大局限于此。曹操被人评论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毛泽东只能说是“乱世之奸雄”，看他内政外交上的失误，他是一个治国的彻底失败者。他稍微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常识，也不会轻信“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鬼话，也不会干出“大炼钢铁”的蠢事。
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人们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说三十年也不成。”他进入北京以后，还是担心读书人给他添乱，挖他新紫禁城的墙角，不论镇反、肃反、反右，矛头所指的都是读书人。1959年反右倾，挨整的都是党内文化水平略高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员。1966年掀起的革文化命的运动，读书人虽未被活埋，被逼自杀的不少，私人藏书付之一炬。1964年春节，毛泽东说“明朝搞得好，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掌权，反而不行了。”毛泽东建国后，便把读书人降到附庸地位，由一批目不识丁或粗识文字的战争幸存者担任国家官员。他把奴才当人才，认为可以获得知识分子不愿付出的愚忠。中国读书人信奉“君子无党”的教条，自高自大到谁也不服谁，很难形成一个整体，是一个最不驯服、最不团结、最易受到蹂躏的阶层。他们生活在没有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体制下，更是一盘散沙。何况他们对待一切事物，习惯于理性思考，权衡利害，怎么会不计后果破釜沉舟地起来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呢？中国读书人还有一个内在的弱点，缺乏稳定的人生观。年少气盛仕途顺利时，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一经挫折，又没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股靭劲，于是学佛入道，疯疯癫癫。关锋其人，在文革中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红得发紫，不可一世，待政治上一失势，又研究老庄哲学去了。
国民党失败得如此之快，毛泽东不能不深究其原因。他认为蒋介石失败于“一长制”，傅作义降共，平津尽失。在加强原来的党政（军）互相制衡外，再设众多副职，实行互相牵制的集体分权。于是官僚膨胀，行政效率低，集体负责实际集体不负责。毛谢世后，这种体制仍维持不变，成为中共吏制的一大特点。
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总是努力把社会各阶层和谐的结合在一起，而毛泽东的治民方针是等级化。根据中共建国前家庭经济状况，确定其等级身份，实行法律上不平等。并否认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宣传阶级仇恨、阶级友爱，无产者才是最有道德的人。进而实行职业世袭，不同阶级间互不通婚，形成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样更便于统治。毛泽东的另一治民方针，移植苏联统制经济，推行全民无产化。社会三百六十行全由官员直接管理，粮食布匹实行定量分配，普遍的贫困使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助能力，更有利于统治。又学苏联不准自由迁徙，城乡差别发展到城乡对立。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过多地宣传美好的未来。成为执政党后，人民把天堂般宣传与沮丧的现实进行对比，必然激起“今不如昔”的不满。于是杀鸡警猴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形成越斗越穷越穷越斗的恶性大循环。毛泽东有一个强迫人人接受、不允许论证怀疑的命题：“社会主义就是好”！当时社会主义概念，就是政治上等级专制，经济上政府垄断，人人领到一份同等数量勉强活命的生活资料。几十年过去了，不但没有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是“二十年等于一天”地停滞不前，远远落在60年代开始起飞的“亚洲四小龙”后面。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都在谋求填平贫富之间的沟壑，希望出现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大同社会，只是他们悲天悯人的伟大理想，一个又一个破灭了。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从不声称要消灭差别，而是利用税收进行调节，让有才能的人不因父母贫困而失去发展的机会，让低能或残废的人具有生存条件，这样就是比较合理的社会。西方有个学者把废除私有制的暴力行为，比喻为冲决一切堤坝的山洪，所过之处，庐舍漂没，人畜死亡。洪峰过后，河水逐渐回归故道，人们又在河床两岸筑起约束河流的新堤坝。备受诅咒的私有制，真像“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一个政府把精力投入如何平均分配财富，还不如明确产权，让人们努力创造财富。物质极大丰富，通过合理再分配，各阶层人民都能分享到一定的实惠，比普遍贫困要好得多。美国失业工人领到的救济金比社会主义国家高级官员的收入还要高。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都对“杀降”口诛笔伐，而毛泽东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已向中共投降再无谋反行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肆进行杀戮。当过毛泽东秘书李锐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毛在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其必要”。美国人迈斯纳《毛的中国及后毛的中国》一书里说：“许多比较公正的观察家们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三年内约有200万人被处死。”不论100万或200万，都是不小的数字。关于政权建立后杀降，中共高层也有不同意见。开除饶漱石党籍的一条罪状，说他对抗中央镇压反革命。饶确曾说过：“我们杀了一些敌人要杀的人。”关于毛泽东杀降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因朝鲜战争爆发，疑虑投降人员会策应逃台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一种说法是毛泽东为死去的六位亲人进行“以血还血”的报复。毛泽民死于地方军阀盛世才之手，毛泽覃及其儿子死于战场，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真正死于国民党之手的是杨开慧和堂妹毛泽建。今天台湾当局仍心存畏惧，不愿与中共坐在一起进行谈判，还是毛泽东杀降的后遗症。台湾的回归，必须期待两岸长期信任的积累。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说：“魔鬼对我有好处，我也愿意与魔鬼打交道。”他的话代表英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全世界外交家的座右铭。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当然一无所知，对人文学科也是一知半解。他如果懂得一点国际知识，也不会在外交上一错再错，为国家带来巨大灾难。1949年4月23日中共军队占领南京，苏联大使馆追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而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在罗隆基斡旋下，愿意与中共建交。毛泽东在斯大林压力下，採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大使馆于8月2日撤回华盛顿。如果毛泽东当时挺起腰杆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不会派出第七舰队屏障台湾，中共在五十年代可望统一全国。如果毛泽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接受斯大林参加朝鲜战争的指示。即使南北韩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演变为国际性战争。
1959年中苏交恶后，毛泽东为摆脱国际孤立，搞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进而“宁为鸡首”自封为第三世界领袖。我国农民还在牛耕马拉时，毛把几万台拖拉机送给阿尔巴尼亚，让欧洲这盏社会主义明灯永远亮下去。毛泽东为了与苏联争霸亚洲，把国内生产和用外汇购买的武器送给越南，越南在反美战争后又展开一场反恩为仇的侵华战争，成为亚洲的军事强国。
中国与苏联之间兄弟般友谊无法修复，倾中华之物力，又无法结太多穷朋友的欢心，毛泽东到了晚年，又想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终于找回了这条放弃过的外交路线。在他死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如果30年前这样做的话，中国人民少受多少苦难。清政府为了保持宗主国的尊严，进行了两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中法、中日战争。毛泽东口头上说：“历史经验值得注意”，而他仍以大国自居，支持朝鲜和越南进行两场严重损耗国力的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六年，苏联逼迫我们偿还原答应无偿援助的在朝鲜战场所使用的武器军火的费用，直接导致了国内三年大饥饿，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过程中，用去数百亿美元，后来在中越战争中的费用比当年支援越南的还要多，这又是为了什么？
毛泽东在内政外交上犯了这些重大错误，固然因为他刚愎自用的个性和缺乏治理现代化国家应具备的知识；但是中共党内如果建立民主体制，毛泽东也没有持续犯错误的条件。丘吉尔说，我们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随时纠正错误。
1949年—1997年这48年，中国经历了前矛（毛）后盾（邓）两个时代。1973年邓小平复出，由毛泽东个人决定。1977年他再次复出，是党内民主推举的众望所归。邓顶住党内左派势力，首先解散了中国版的农奴公社，又果断地废除近似欧洲中世纪的等级制度，把被禁锢三十年的几千万贱民恢复到人的地位。接着允许私人经营工商业，并引进外资发展工业，以增强综合国力。邓小平与我国历史上处于国家分裂时期的英雄一样，都怀有完成国家统一的愿望。他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我坐着轮椅也要去看看。”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他还希望在澳门回归后，最终完成台湾回归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公在位时没能实行政治改革，没有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成为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机构，逐步过渡到像台湾蒋经国死后的多党制。这未免对力挽狂澜的老人有些苛求。邓公不是没有看到，官员不经民主选举，其素质会逐步等差下降，但他也看到一场政治改革，上千万缺乏专业训练的中共干部将会失去既得利益，这要比现在一两千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中共党内民主和中国人民民主，只有等待若干代领导人去完成，这成为邓公死后的最大遗憾。
伐木丁丁，叩石硁硁，木石受击，尚有反应。当一个人受到压迫时，应该象孔子倡导的“以直报怨”，即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最崇敬西方白种人那种“人不犯我，我不螫人”的黄蜂性格。人人做到敢恨敢怒嫉恶如仇，才会使恶人从善，歹徒敛迹。我国近代争取民主、人权的先知先觉者，都在唤起国人消除自私胆怯容恶的习性。我生平最厌恶这种人:鼓动他人去冒犯恶人的锋刃、自己却躲在后面观望甚至不敢呐喊一声。我敢断言，不敢冒着敌人砲火前进的民族，是要从地球上消亡的。我崇尚具有刚烈气质的人，鄙视一些忍气吞声的貌似儒雅之士。在几十年高温高压下，我性不容非的脾性不曾改易，今后只有随同这具躯壳一齐烧掉。我尝自谓：“身体瘦而健，性格坚而硬，言语拙而洁。循法律之规，蹈道德之矩，不问智愚，不问穷富，有德者礼之，无德者鄙之。没有余财，不怕偷盗；没有官瘾，不媚权贵；没有损人，不计毁誉；没有儿女，不愁嫁娶。半架图书，一箱文稿，偶有灵感，忘乎所以。”
人们都说，人老了要学会娱遣，生活情趣枯淡，不利于养生。而我琴棋书画的逸趣，全然没有。下过象棋，知攻而不知守，往往后方空虚，老帅被捉。我祖父会拉胡琴，父亲善吹箫，而我什么乐器都不会操作。至于养花、养鱼、养鸟、养狗，不需要什么天赋，我也不愿摆弄这些。生命长短，听其自然。尝对人言：“不畏速死，但求死速。”我希望脑血管破裂，猝然死去，无痛苦可言。只是像我这样瘦体型的人，还没有这个福分。我祈求死速的另一原因，如今国民道德水平普遍跌落，不唯物，不唯心，只唯我。在被群众尊称为“白衣天使”的队伍中，已有许多利欲熏心的人。某些掌握手术刀杀人不偿命的外科医生，不塞给他用红纸包着的黑钱，他故意延误治疗时间，甚至下歪刀黑刀。在人生最后一个驿站，不愿选在医院，不愿看到这些面目可憎的白衣凶手，更不愿死在他们手术刀下。我的一生，大多事与愿违，最后一回如何分解，只得听任命运摆布。
“到死方知万事空，人间难逢逍遥翁。丧钟声里黄泉路，与世无争入大同。”我用陆放翁《示儿》诗的韵脚，写下这首七绝诗，作为我艰难一生的结束语。
1998年3月24日祈连山下
